献县南河头乡于庄是1968年国家开挖海河时迁建的新村，街道整齐，庭院宽敞。
村址原来是园子地，土地肥沃，水质很好，有发展庭院种菜的良好条件。
1969年春，有心计的社员张玉山从石家庄买来西红柿秧子，开始在院内种起来。
虽然买的人不算多，但卖的人总归是少的，那年张玉山收入200到300元。1970年，这村又多了几户卖西红柿的。
到1971年，于庄不但种西红柿，还种了黄瓜，到1973年在庭院种菜的户发展到90%之多。
那时，村里每户都是四间北房的大院子，除去厕所、猪圈等，能种菜的面积大都在0.25亩左右，每户年平均收入200元以上。
这钱放在现在不多，可那时候粮食不够吃，一年要缺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口粮，可想而知，当时人们生活之困难。
据资料记载，在那时，玉米四毛多一斤，高粱三毛多一斤，每户这200元的收入可以买五六百斤粮食。
西红柿和黄瓜都是喜水的菜，该村刚搬迁时有几眼砖井，只能供吃水用。为了方便种菜用水，有的人就在自家院里打井。
到1975年，全村110户，院里有井的就占九六十户。有了井，院里种菜就得到了更大发展，当时年收入多的户有五六百元之多。
1974年，正当人们在庭院种菜起劲的时候，“大批资本主义”的风刮了起来，于庄首当其冲，成为全县“走资”典型，省里还点了于庄的名。
于是，县、社相继派工作组到该村蹲点，批“资本主义倾向”，当时工作组进村的时候正是夏天，西红柿都熟了，许多家满院红悠悠的，正是丰收景象。
可是，前来蹲点的工作组不让人们出去卖，街口、路口都有民兵站岗，任何人不准出村。
西红柿熟了，老是放着就要霉烂，给别人分着吃吧，家家都有，给亲友送去吧，又出不了村，自己又吃不清。
满地的西红柿令人犯难
这让许多人着急犯难，最后工作组出了“高招”：把西红柿集中起来由队里派人统一去卖。
其实这种“高招”，一是损失大，二是售卖价格低，三是卖的社员要吃要喝，有的还往自己腰包里掖，四是集体七扣八扣，再给各户分钱时已是寥寥无几了。
由此一来，这一年人们辛辛苦苦种的西红柿基本等于白扔了。
1975年春，人们又偷着在院里种上了西红柿、黄瓜等。长到一尺多高，有的已经开花，这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突击队”又来了。
于是，村支部书记被停职，社员们被迫把种的菜都拔了，统统栽上树。
一个汗珠摔八半换来的成果，谁忍心自己去拔掉呢？人们都不动。
这时，工作组从中学叫来学生，又组织起了民兵。只见一支支队伍开进院子，把一棵棵秧连根拔起。
有的社员，等“割尾巴队”走后，怀着既气愤、又难受的心情，偷偷地将秧苗又扶起来栽上，盼望着成活、结果。
当时县里还组织了南半部7个公社的社队干部，在于庄召开“割尾巴”现场会，声势浩大。
1976年，si人帮被粉碎，经过两年徘徊，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村里的庭院种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官方还大力宣传并给予政策扶持。
据当地统计，到1988年底，全村院里村外塑料大棚发展到150个，每户平均年收入2000—4000元。
在最后想说的是：建国后，我们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走过不少弯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我们并没有现成的路子可供参考，难免出现一些错误。
正确的经验对人类是财富，而反面的经验甚至严重的教训，只要我们汲取了，同样是财富。在正视历史的同时，我们应当坚定而自信地走下去，避免一些灾难和不幸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