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林：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学习活动
教育强国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悲壮地落幕，三大起义虽又燃起人们对革命的希望，却困难重重，似乎“山重水复疑无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革命到底要何去何从？是学习“十月革命”道路，还是在革命中走自己的路？究竟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一系列重大问题萦绕在许多革命者的脑海中。书中无解，现实无情，唯有加强理论学习，并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路。
岁月艰辛苦读书
1927年大革命的悲壮失败，非但没有击垮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信仰，反而激发了他们继续革命的奋斗和探索精神。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特别突出军事斗争的重要性，“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这不单纯是一个革命口号，而是一条燎原新路。
到农村去，才有出路。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艰难过程中，工农红军不仅随时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以及重重封锁，还面临着如何建立革命武装、确立党和红军的关系、巩固革命根据地等严峻考验。在这期间，由于湖南省委盲动主义的错误指示，导致了极其惨重的“八月失败”。然而对“八月失败”的反思，当时却只能就事论事，这似乎注定了遗留问题仍会反复出现。艰苦的井冈山岁月，严峻的革命形势，使红军中有些人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产生了怀疑。如果不能立即回答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必将难以帮助广大红军将士增强对土地革命的认知，也难以坚定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这对今后的革命事业是相当不利的。有据于此，毛泽东在1928年10月、11月先后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深刻地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
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后不久，就开始了建立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红军队伍在迅速壮大，而革命根据地也不断扩大，曾经的遗留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并引发了红四军党内一场尖锐的争论：红军的建军原则是什么？党和红军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其实，红四军内部的问题绝非一日之寒，有必要在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上予以彻底解决。因此，毛泽东在1929年11月28日给李立三的信中诚恳地写道：“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2]同一天，针对红四军党员的理论底子薄的问题，毛泽东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3]
在驻扎连城新泉期间，红四军召开了红军“九大”的预备会议，基本掌握了红四军和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等八个决议案。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村胜利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毛泽东重新被选为前委书记。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党和红军一直面临着探索革命道路、开展土地革命、明确党和红军的关系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直到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党和红军才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党和红军的诸多重大历史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对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加强党建、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建设红军等问题不断学习的过程。认识由问题而生，没有终点，问题意识孕育着新的学习。毛泽东对红四军历史问题的反思不断深入，最终从思想理论根源上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俗话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仅要读“无字之书”以丰富经验，也要读“有字之书”以强化理论。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战争间隙，机会难得，毛泽东深感读马列著作的益处，于是他到处搜集书籍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停留49天，没收了一些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毛泽东一心找书这件事给当时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4]后来，毛泽东对这段时期的读书生活曾发感慨，“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5]。
毛泽东不仅带头读书，还鼓励其他领导人多读书，在潜移默化中开始形成了一种集体读书的氛围。彭德怀后来深情地回忆道，在入党之前，只看过《共产主义ABC》和《通俗资本论》，马列主义还没摸边。直到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你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6]。令彭德怀十分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在延安清理文件时被误烧了。正是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彭德怀也较早地发觉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了难得的报纸，从中充分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新变化，包括中日、中苏关系，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以及国民党对付红军的军事策略等[7]。
当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东路军在福建一路凯歌前进时，一场没有任何征兆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临时中央先后对毛泽东进行所谓的“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批判。毛泽东的亲属也因受牵连而被打击，毛泽东处于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在种种打击之下，毛泽东抓住宝贵时间，苦读马列著作，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总结革命经验和教训。1957年，他在同曾志回忆起这段日子时，不无感慨道：“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毛泽东还兴奋地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8]
精读马列著作，让毛泽东练就了“火眼金睛”。他首先觉察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第五次反“围剿”中临时中央的种种“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尖锐地揭露“左”倾教条主义的种种错误及危害。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也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遵义会议才能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在前有险阻、后有追兵的长征岁月里，毛泽东仍然坚持读马列著作。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同行，她一直忘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后来她在接受逄先知采访时动情地回忆道：“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9]而且，那时候毛泽东体弱多病，经常躺在担架上读书。毛泽东读书真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忘我境界。一路上，毛泽东还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来，他曾自豪地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唯有如此刻苦的读书心态，才能读懂中国革命的真谛。
1935年“华北事变”后，怎样正确处理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党和红军而言，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为了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朱德、毛泽东更是如饥似渴地读书，钻研马恩列斯著作，以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到达陕北后，朱德获得了一次宝贵的学习和休整机会，他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参加了“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还在红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
毛泽东则通过种种渠道搜集新近出版的马列著作，其求知若渴的心情可见一斑。1936年10月22日，他委托当时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帮忙买书，“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10]。此时毛泽东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党的高级干部读马列、学马列，对提高党的整体理论水平十分重要。于是，他就建议采取集体读书的形式，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1]
毛泽东刻苦读书的逸事也深深吸引着国际友人的兴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多次采访过毛泽东，也见到过毛泽东专心读书。他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那是在1936年夏秋，“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12]。毛泽东学贯中西，其读书范围之广，实在令人惊叹。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毛泽东一如既往勤奋读书，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他历来提倡“不动笔墨不读书”，边读书，边做旁注，并萌发了很多创新性的理论。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做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在前一本书上，毛泽东写了12000字左右的批注，后一本书上所作的批注有2600多字。批注的内容大致分为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阐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937年七八月，他应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为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后经整理，成为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毛泽东坚持阅读马列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得更深刻系统的哲学层面上的总结。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朱德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先驱和榜样。井冈山上，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四军积极探索新的斗争方式，在反“围剿”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打破敌人进攻的新战术，即游击战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把这16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因为，它针对敌强我弱的现实，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消灭敌人，最终在战争中消灭敌人，在战争中壮大自己，从而逐步实现敌我力量的根本变化。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就由此而生。
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红军第一次在脱离根据地的条件下进行作战。后有追兵，前路不明，敌强我弱，环境陌生。如何才能彻底扭转被动局势？怎样才能打退敌人的“追剿”？红四军放弃分散作战的观念，决定集中兵力，围着敌人打圈子，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929年2月10日，刘士毅旅孤军冒进，红四军在大柏地设伏，重创敌军。大柏地一战，一举扭转被动局面。红四军学到了对付敌军围追堵截的新战术，初次尝到了运动战的甜头。
但是，一部分人在胜利面前滋生了单纯的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没有认识到建设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对于进行长期战争的重要意义。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强调了红军的任务是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不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13]，必须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提到实现全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上来认识。这就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战略任务的雏形，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是在此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土地革命呈波浪式向前推进，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巩固和发展。
1930年9月1日，红军奉命第二次攻打长沙，由于城防坚固、敌强我弱，红军鏖战半月，攻而不克，被迫撤退。毛泽东在深刻总结第二次攻打长沙的经验和教训后，进一步认识到，以红军现有力量攻打大城市，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促使毛泽东更加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后来还反对打赣州。不久，蒋介石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军十万之众，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妄图消灭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决定“诱敌深入”，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军的第一次“围剿”。此次胜利，举国震惊，苏区振奋。此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相继打破了敌军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紧接着，红一方面军在打退敌人的第四次反“围剿”中，成功地开创了大兵团伏击的战例。这为解放战争中大规模作战积累了初步的作战经验。
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中得到了充分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针，包括：“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其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出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速战速决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读书环境和学习条件大为改善。毛泽东开始集中时间读书学习，开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红军的作战经验，为不可避免的抗日战争作军事理论和经验上的积极准备。为了彻底纠正过去军事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思想，以正确指导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毛泽东着手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与教训。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统区买到一批军事书籍并精心阅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精心阅读了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孙武的《孙子兵法》等。他还组织一些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一起，针对中国革命实际来研讨一系列军事理论问题，最终写成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一场战争的胜负不但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诸多条件，还取决于双方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因此，作战前，必须做到知彼知己，包括充分知晓对方指挥员的性格、习惯、爱好等。毛泽东总结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主要总结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运动战等9个战略战术问题。他对战争的分析和认识，已经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多样化的学习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五湖四海的革命者都在探寻革命的出路。
土地革命初期，一批在国内难以立足的中共党员来到苏联，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当时苏联在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步兵学校等学校接收中共学员，并开设了相应的政治、军事课程，以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相当一批中共学员在苏联军事院校选择学习军事战略战术。这些在苏联学习军事理论的中共学员，学成回国后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创建正规化、革命化的人民军队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们大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军兵种的高级将领。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红军教育，更重视党内教育。党内教育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当时，边界各县的党员大多是农民出身，小农思想、地方色彩比较浓厚，容易犯错误。因此，进行党内教育迫在眉睫。井冈山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纷纷举办党员和干部训练班。其中，1928年10月，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了湘赣边界第一期党团训练班，学习近两个半月，学员达300多人。这种短期训练班灵活性好，针对性强，主要就工作中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学习。
而围绕着党和红军的关系暴露出的诸多思想问题，毛泽东更加认识到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来克服错误观念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案着重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4]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提出了党内教育的10项内容，包括政治分析、组织常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等，并详尽列出了党报、个别谈话、小组会、政治讨论会、联席会议等18种进行党内教育学习的方法。至此，党内教育学习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根据地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因此，创办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正规化的干部学校，势在必行。1933年3月13日，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以代替原苏区中央局党校，任弼时、张闻天、李维汉先后任校长；杨尚昆、董必武、冯雪峰先后任副校长。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共分为3个班：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人员训练班，高级训练班。据记载，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一期培养了260余人。当时学校主要开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形势、苏维埃建设、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课程。除此以外，学校还组织学员参加农村支部活动等，其中高级训练班曾停课一个月，到会昌县筠门岭实习。长征前，在罗明的带领下，100多学员编入中央后勤纵队，参加长征，保留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
1933年9月左右，苏维埃大学（后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开始上课。最初毛泽东任校长，后由瞿秋白、徐特立分别担任正副校长。学校分设普通班与专业班，专业班又包括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劳动、司法等8个班，后又根据政权建设的需要增加外交、粮食等班。据该校章程规定：以培养苏维埃建设急需的高级干部为任务，设置苏维埃工作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等。但是直到1934年4月苏维埃大学才举行开学典礼，举办过一期后，于1934年7月16日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后在长征前编入干部团，参加长征。
在其他革命根据地，党政干部教育开展得也是热火朝天。1931年8月，闽浙赣根据地成立了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开设了阶级斗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白区工作、土地问题、青年工作、婚姻法等课程。而在湘鄂西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等也创办了各种党政干部训练班或列宁高级学校等。通过多种方式的灵活办学，苏区培养了一大批有着丰富斗争经验和较高思想理论水平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建设急缺的专业人才。军事干部教育也是苏区干部教育的重头戏。1931年9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前身）的创办，是苏区军事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开始。1933年10月，中央苏区对军事干部教育系统进行正规化改组，创立红军大学、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等，从此红军教育步入正规化阶段。
残酷的战争对军事干部的要求更加苛刻，因而组建更高层次、更正规的军事干部学校是大势所趋。1931年年底，叶剑英奉命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军学校），以培养一批具有优秀指挥才能的军事干部。刘伯承、何长工、周昆等先后担任校长。1933年，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刘伯承为红校的基本建设下了很大的功夫，当时他不但要组织教员编写各种军事教材，还要亲自授课，他还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瞿秋白等去红校讲课。红军学校主要开设各种军事课，如夜战训练等步兵战术课，也开设很多政治课，像阶级教育、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性质、土地革命等，政治营还增设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等科目。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经过正规化军事学习、训练的干部团在长征中发挥了开路先锋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1936年晋西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提出建设红军政治学校的重要性，要办一所大学来培养大批红军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6月，在瓦窑堡创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一大批在红军学校进行系统化军事政治理论学习的优秀军事政治人才，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当时的军事干部教育，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八方结果。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在各大根据地设有分校，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湘鄂西根据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分校（赣西南根据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1932年春创立，湘赣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1931年2月建立，后改为彭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分校（闽浙赣根据地）等。灵活多样的干部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革命战争、根据地建设对有文化、懂政治和通军事的干部队伍的需求。干部教育不再满足于权宜之计，而着眼于长远发展。相较于对苏区的贡献而言，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正规化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在苏区的学习活动渐成气候之时，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学习活动开展得也是有声有色，但是其特殊的环境孕育了特别的学习方式。1936年10月18日，张闻天在白区工作训练班上作了《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讲话。他指出，不可否认“我们党内也有不少从长期实际工作中出来的干部。他们有极丰富的实际工作的经验”，但是，应该注意到“他们没有机会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些干部也千万不应该看轻理论的学习，相反的，他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来学习理论，养成学习的习惯”[15]。在张闻天看来，只有这样学习，才能减少可以避免的错误，才能将实际与理论结合起来。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自觉从实际工作出发，积极纠正“左”倾错误，适应群众的抗日要求，加强与社会各界群众的联系，这为后来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巨大的力量。另外，在白区，中国共产党还积极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积极从事马列主义宣传与理论研究等活动。
1930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左翼文化大军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在这期间，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先后创办了《社会科学战线》《研究》《正路》《文化斗争》《新思潮》《社会现象》《读书生活》等。艾思奇作为“社联”成员，在《正路》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然而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下，许多杂志被查禁。1933年下半年开始，“社联”开始依托合法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通过《申报》《东方杂志》《中华月报》等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除此之外，“社联”还在进步青年学生群体中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常深入大学院校讲课，并创办学校和短期培训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翻译出版的马恩列斯的著作达113种。像《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等著作的第一种中译本都是这些人的成果。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和理论工作者，比如李达在讲授经济学基础上撰写了《经济学大纲》等，这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学术成果。此外，他还撰写了著名的《社会学大纲》这一哲学著作，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亚南、郭大力等人也是成就斐然，影响深远。
思想的传承力，不仅在于自身的先进性，还在于其大众化程度。艾思奇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他在《大众哲学》中成功地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解放出来。1935年，李公朴高度评价了《大众哲学》的通俗化，“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毛泽东也曾称赞说，《大众哲学》是一部“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
这部著作深受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出版了32版之多。不夸张地说，《大众哲学》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还具有理论价值。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后来回忆道：“艾思奇是我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的大师，也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老师。六十多年前，在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教育。”
纵观中国共产党由刚刚成立到逐步成熟的这一发展阶段，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活动已经从最初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为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起的学习运动积聚了正能量。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重要经验。
【王炳林：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邱诗懿；初审：陈佳妮、许雪靖；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更多精彩请点击
长安街直播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发布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涵盖了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达到了近亿次，其中通过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产品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较好。并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同步入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新华网、央视频、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等新闻客户端，以及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中国出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外交评论》等近百本中央级核心期刊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长安街读书会主编的《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累计固定读者百余万，影响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关注公众号，回复：【申请入会】【文化强国】【党建阅读】【智库】【好书推荐】【干部培训】【免费赠书】【直播】【新书报送】【期刊报送】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