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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下旬，冯玉样同蒋介石就反共反苏达成了协议。这一消息传到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受到反对派又一轮进攻。
1、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
1927年7月2日，托洛茨基又起草了一个“反对派政纲”，重申其退出国民党和建立工农苏维埃的主张。7月7日，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写信，要求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对“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的结果负责。
并要求“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与在莫斯科的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起来讨论形势并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所执行的而且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即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面对新形势和反对派的进攻，1927年7月6日《真理报》社论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并提出“寻求其他的革命途径”的主张。
而其他的途径是什么呢？
布哈林在7月10日的《真理报》上指出：“无产阶级应当给以回击”，方法是“实行工农和城市贫民专政”，即建立苏维埃。但是，当得知反对派让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时，7月11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
“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7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社论，明确提出：
“国民党业已出现的重大危机已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共产党员应当毫不迟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把它们作为劳动群众的机关与资产阶级的组织相抗衡。即使争取国民党的斗争获得良好结局，也不能排除国民党组织本身有发展为苏维埃的前途，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立即在中国宣传这种思想。”
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的《时事问题简评》中郑重提出：
“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个完全成熟的问题”，“苏维埃口号在中国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当前的口号”。
在1927年7月底8月初，斯大林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
8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革命应该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
随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斯大林认为，“仍然处于第二阶段”的中国革命是组织“左派国民党运动”，同时“宣传苏维埃”。
2、从国民党内部结盟
1927年8月8日，斯大林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会议，给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和加伦发去电报说：
“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
1927年8月12日，斯大林再次致电罗米纳兹：
“您没有理解指示的意思。我们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我们只是讲宣传苏维埃的思想。我们的具体口号是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和在这样的国民党周围组建可靠的军队。要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现在无论在叶挺的军队里还是在农村都不要建立苏维埃。”
1927年8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给罗米纳兹和加伦发出电报，表示政治局批准了前一日斯大林关于使国民党革命化的电报，进一步指示：
“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在目前阶段只限于在共产党报刊上宣传苏维埃。”
根据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中共中央举行常委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示各地党组织：
“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但“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一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
实际上，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为苏维埃而斗争”的阶段，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内部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
在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沃林认为:
“对于在整个这段反革命持续猖獗的时期付出了成百上千生命代价的大部分有觉悟的革命工农来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令人憎恨的了。城市里企业主对工人的清算，农村中豪绅和地主对农民的血腥清算，反动军阀的暴虐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都是为了国民党，为了国民党的荣誉而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群众面前强调‘左派’国民党的革命威望听起来简直是对这些群众的嘲笑，或者说只能意味着脱离这些革命群众”。
“在农民的许许多多调查表上，在问到什么是国民党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答案：‘国民党是富人的党’，‘国民党是农民的敌人，因为参加国民党的是一些卑鄙的豪绅和农村的流氓’。”“不能以与‘左派'国民党的试验成功与否来决定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形式的问题”，“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而不是宣传苏维埃的思想）现在就应当作为能切实实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并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革命政权的唯一形式来加以接受”。
罗米纳兹也于9月13日给共产国际发电报，征询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问题。
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他们在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对联共(布)多数派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失误作了猛烈的攻击，对于斯大林诿过于中共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们悲观地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被消灭了”。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反对派遭到彻底失败，托派被打为非法组织，并受到公开的镇压。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扩大的第九次全会通过决议，“责成共产国际一切支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对中国革命的诬蔑”。
到1927年前后，托洛茨基反对派失败的命运已定，不再是联共（布）党内的一个派别，被定为反党、反苏维埃和反革命的组织。
3、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
“八一功在第一枪”（周恩来语），但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秋收起义是我党首次高举共产党旗帜，采用工农革命军的番号。这是一个飞跃，一个质的变化。
南昌起义是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进行的。
例如：
起义前夕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其所指的“中央委员”，主要是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包括谭平山、林伯渠等跨党的中共党员；起义胜利后宣布成立的政权形态、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发表的政权命令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命令》，政权宗旨是“奉行总理遗训”“继承国民党正统”“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就职口号还有“中国国民党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等；南昌起义打的军旗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帜，起义总指挥贺龙还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代张发奎）的职位。
这些当然都不是什么失当、失误，而是反映了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当时中共中央的认识。就是说，当时中央的政治意向是，虽然蒋介石已背叛革命，但仍坚持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而没有“易帜”的考虑，没有认识到要打“共产党”的新旗帜。
这种依靠国民党左派的认识，到党的八七会议时仍未改变。八七会议一方面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另一方面在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仍提出“以后还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仍然强调指出：
“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工农武装暴动，应当打“左派国民党旗帜”。这个认识，显然已不合时宜了。
当张发奎反共直到10月下旬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守后，前委和中共中央才认识到举国民党的旗帜是中国革命的一条死胡同。
4、中共“易帜”
而秋收起义却不同。秋收起义根据前委书记毛泽东屡屡申明的意见，明确打出的是共产党的“红旗”，彻底抛弃了国民党这面“黑旗”。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武装部队中提出和高举“共产党旗帜”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即1927年8月20日，就以湖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赞同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并明确提出了要抛弃国民党这面“黑旗”，打出共产党的“红旗”。
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
这是中国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在旗帜问题上的一大突破。这个突破的具体实施，发生在毛泽东统一领导下的秋收起义的爆发地之一修水县城。
负责设计秋收起义军旗的是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骨干成立的灰色的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师部参谋何长工，参与设计、制作的是师部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立后，他们三人便奉命设计、制作部队的军旗。当时设计的初衷是：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有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内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总体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何长工曾回忆说：
“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筹办部队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正式确定以“组织苏维埃”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认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
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共中央在秋收起义爆发后，认识到改变“旗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认识到国民党已变成“政治的尸首”，决定“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取消了工农暴动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下进行的政策规定，明确提出了“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正式“易帜”。从此，中共中央开始将“成立苏维埃”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
4、“建立苏维埃”
与中共中央“易帜”的同时，1927年9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9月13日罗米纳兹征询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电报做出答复：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和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可以得出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显然，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着手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来决定。”
这个答复的电报于9月20日发出。
1927年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反驳了托洛茨基就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问题对他的指责，说：
“如果中国革命新的高潮成为事实，那么，谁来领导这个运动呢？当然是苏维埃。”“苏维埃就能够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现舞台上。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设想既可成立苏维埃，同时共产党人又可参加国民党。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维埃的本性和使命。”“就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
1927年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罗米纳滋和中共中央发电报：
“9月20日我们已给你们发去关于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指示，并赋予你们确定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权力”。
至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正式改变了举国民党旗帜的方针，代之以“移植”和建立苏维埃的方针。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加快了步伐，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联席会上指出，“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去号召，以后便不要了。改用红旗，以前只限于宣传苏维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
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
中国革命的任务是“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10月24日，中央第十三号通告指出：
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一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已经死灭，他的旗帜最多不过是‘蒋介石第三’的旗帜。必须是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必须是群众选举的剥夺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政权”。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等人领导广州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心城市苏维埃政权。
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中提出：
“我们要一致拥护广州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苏维埃政府，中国第一个真正民众的革命政府。”
广州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中共中央在12月17日发出《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充分肯定“存在两天的苏维埃政权——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可为我们的团结一致继续斗争直至到博得胜利的标识”。
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第三十七号通告指出：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主要任务是要实行彻底的民权革命，即绝对地没收土地以消灭封建的政治基础，以肃清封建的社会关系。同时，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
通告中还提出了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十条政纲。
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斗争（暴动）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主要目标的革命兴起。这场革命自1927年9月以后正式称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在暴动政策和建设苏维埃政权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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