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其为后人所敬仰的不仅是他显赫的战功，更是他不慕权势，坚守民族大义的高贵品格。
宋哲元
1927 年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不久，冯玉祥和蒋介石 因裁军而政见不合，1930 年冯玉祥联合山西的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发生了战争 （史称“中原大战”）。结果冯玉祥惨败。1930 年 11 月 12 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 会召开，会议决定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北方的军队，宋哲元当时被视为西北军资望 最高的代表，1931 年 1 月 16 日蒋介石、张学良正式任命宋哲元为东北边防军 第三军军长，1931 年 6 月又以全国陆军统一编号改称国民革命军第 29军，张学良又保荐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以维持29军存在。
蒋介石
其实，在1932年29军刚成立时，蒋介石想让宋哲元调任安徽省主席，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但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宋哲元的积极回应。《北平晨报》记者来采访宋哲元，提问说：“您当年是西北军集团军总司令，手握 十几万军马，现在为什么蒋介石给你个军长，你还做呢。”宋哲元说：“过去我虽然 是集团军总司令，但我是打内战，现在我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29军也一直遵循着宋哲元的这一原则，是中国极少数没有打内战，没有跟红军作战的 军队之一。宋哲元没有去税收丰厚、经济相对发达的安徽省，而是留在了地处 偏远的察哈尔省，是他拒绝打内战、主张一致对外态度的鲜明体现。拒绝担任 安徽省主席的提议是为宋哲元第一次拒绝高官厚禄。
潘毓桂
宋哲元第二次拒绝高官厚禄是在 1936 年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长城抗战后，日军为加紧蚕食华北，逼迫中方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觉书）等，加深了华北的民族危机。1935 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维持华北政局的特殊机构，委员会成员包括西北军6人、东北军4人、原北洋派系7人。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萧振瀛任天津市长、秦德纯任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权力范围仅涉及到两省（河北省、察哈尔省）两市（北平市、天津 市）。
此时华北的局势十分复杂，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协助驻屯军司令多田 骏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汉奸、间谍和亲日派分子纷纷参与其中。日本人通过冀察政委会的政训处长潘毓桂送上了华北防共自治协定的文本、又通过张 璧等送上了华北自治的旗帜和图案，希望宋哲元能够签字同意。
张璧
文件的大致要求就是把让宋哲元把华北政区的青天白日旗撤下，脱离蒋介石的管理，转而接受日本的控制。宋哲元当场划火柴烧掉了协定，并将撤去提倡这 次行动的潘毓桂政训处长的职务，而改任杨兆庚做政训处长（潘毓桂和张璧在抗 战胜利后都死于狱中）。华北防共自治协定的内容具体包括让宋哲元当华北地区 的领导人，其管辖的范围不仅是两省两市（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而是 升格为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绥远），日 本再通过财政扶持和武器援助，仿照拥立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的形式，帮助宋哲元 成立一个华北国，成为日本的傀儡，以实现不费一兵一卒而控制华北的目标。这 一要求遭到了宋哲元的强硬表态，表示坚决不与日合作，为宋哲元第二次拒绝高官厚禄，坚守了民族气节和底线。
裕仁天皇
宋哲元第三次拒绝高官厚禄，是在七七事变前夕期间，当时日本还没有放弃 拉拢宋哲元，约请宋哲元代表两省两市军政首脑访问日本，但此次行动名义上 是访问参观，实际上是给日本天皇拜寿，这遭到了宋哲元的当场拒绝。同时， 这又是日本方面试探和引用宋哲元的一次行动，如果宋哲元同意的话，日本人就可以借此机会正式拉拢宋哲元，以扶持他做华北王为条件来引诱其投降，用金钱 和武器扶植华北地区的傀儡政权，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
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
宋哲元明白日本方面的计划，因此他当场拒绝了这一访问邀请。宋哲元拒绝访日后，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29军领导人也都拒绝了这一邀请。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于是决定约请张自忠率团（实际上是他的子女和手下）访日。宋哲元坚守民族大义，三次拒绝高官厚禄，不去做打内战的省主席和日本扶 持的傀儡“华北王”，毅然决然地扛起了抗战的大旗，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的爱国精神得到了抗战军民的认同和敬仰，所以宋哲元是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都承认的抗日爱国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