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因工作需要,我从北京来到深圳,参与深圳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1987年底完成工作以后,我回到了北京。1990年正式留在深圳。多年来,我主持或参与了深圳大量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



我非常幸运和自豪,能够在国家改革开放建立深圳经济特区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中,深入参与到深港两地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当中。深圳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奋勇向前,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留下脚印,而我也在深圳的发展中留下足迹。



范钟铭

1962年生,浙江宁波人,长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1979年,考入武汉城建学院。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深圳分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连续多年组织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论坛。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国家注册规划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得深圳市工程勘察大师、全国优秀党员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怀揣着梦想和希望,一头扎进改革开放的热潮当中。

因工作需要 从北京来到深圳

1979年,我考入武汉城建学院,学习城市规划专业。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在当时建设部直属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

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推进四个经济特区建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深圳经济特区。1983年,外资、合资和各部委支持的“内引外联”项目开始在经济特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面临着工程大干快上和规划统筹协调的矛盾与挑战。

如何发展经济特区、进行特区规划建设,国家、省、市都缺乏系统的经验。因此,广东省和深圳市联系到了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建总局联系到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内经过协商,决定派总体规划所队伍来深圳,把城市规划设计做好。

1979年底,国家关于各部支援经济特区建设的政策被正式落实。1980年5月,从全国各地陆续请来108位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和工程师,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对深圳进行实地考察、航测,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和多种方案的比较,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第一张规划蓝图。

1984年,相关人员来到了深圳,我还没有参与到这支队伍当中来。直到1985年7月,我被派往深圳,正式参与深圳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参与完成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版《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2000)》。



初到深圳 生活办公一体

刚到深圳时,我和同事住进了市政府为我们安排的园岭小区。园岭小区是我到达深圳的第一站。那时的深圳,随处可见钢筋水泥的施工场地,已有的建筑大多是平房。街道狭窄,道路泥泞不堪。街道上总能看到许多背着大包小包、步伐匆匆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怀揣着梦想和希望,一头扎进改革开放的热潮当中。虽然那时候的环境简陋,但充满活力,有说不完的故事,干不完的活。

住在园岭小区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区的住宅和其他内地城市不大相同,属于亚热带地区设计风格,既能提供单身居住空间,又可兼顾集中办公需求,是一个可以集吃、住、办公于一体的住宅。客厅非常宽敞,起居室则显得格外小巧。我们直接把客厅当成办公场地,在客厅放一个大图板,就可以画图。

当时考虑到工作对外需要和联系方便,经和市里领导商量,单位就在园岭小区住宅楼旁挂牌,名称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咨询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园岭小区每天都挤满了人,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咨询,市领导、甲方代表、包工头、技术人员等。我们一边忙着画图纸,一边忙着做咨询,忙并快乐着。

从机场选址这个事情来说,放弃了“白石洲机场方案”,使得深港之间共同拥有的深圳湾生态环境得以保护,给人们留下了15公里长的滨海公园,这是我作为一名城市规划设计人员,感到最骄傲的事情。

说服港商 调整广深高速走向

来到深圳后,我有幸参与了福田中心区的规划设计,为福田中心区设计道路网坐标系统,见证了福田区从“田园鱼塘村落”蜕变为深圳城市CBD的过程。作为一名基层技术人员,这个规划设计是我职业生涯中十分难得的机会。

当时的深圳拥有395.8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范围,需要选出一个中心区。经过遴选之后,市里决定把福田作为深圳市中心。我们设计了一条北起莲花山,南到皇岗村的正南正北中轴线,中心区则采用了中国式经典的棋盘网格局。东西两侧保留原有的疏洪通道,成为山水相依的大框架。这一设计经过时任市领导的同意,福田中心区的规划蓝图暂时被确认了下来。

后来发现,广深高速公路深圳市段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这条高速公路由香港合和集团的胡应湘先生投资建设,他委托了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对高速公路进行设计。但这条高速公路的规划走向最早并不是现在这样的,而是沿滨河路南侧现福强路的位置穿城而过,与福田区大部分南北向的道路相交叉,高速公路穿越规划的福田中心区。

这与我们已经确定的福田规划布局发生了冲突。面对这种情况,经安排,广深高速公路和福田中心区的规划人员进行了会面,商讨公路在深圳市区段的选线调整问题。会上我们成功说服了胡应湘先生。由此,广深高速公路“改道”,福田中心区的规划设计得以保留了下来。

虽然只是一场普通的会议,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不仅为以后福田中心区规划建设整体性和时代感争取了空间,更成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在无数次抉择与协调中逐渐走向现代化的缩影。

调整深圳机场选址

保护深港生态环境

在参与深圳规划的过程中,深圳机场的选址历经长时间的争议和多次修改,令我记忆深刻。

从最初的“白石洲机场方案”到最终的“黄田机场方案”,经过四年的反复论证,直到1988年,机场选址才被一致选定在福永街道,也就是现如今的宝安(黄田)机场。这还要从深圳1983年筹划机场开始说起。

经济特区建设一日千里。1983年,作为深圳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深圳机场开始酝酿。机场的选址最早是由民航总局牵头设计的,当时一共给出了白石洲、梅林、黄田(宝安)三个备选方案。但在选择时,有个非常重要的门槛,机场必须在经济特区范围之内。其中,白石洲和梅林位于经济特区内,而黄田位于经济特区外。所以,黄田方案在初选时就已经被否定了。

最后经过多番讨论,民航总局决定采用白石洲方案,在南面填海建设白石洲机场。选择“白石洲机场方案”这一决策带来的影响很大。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在白石洲建机场,会对深圳湾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对附近的红树林和鸟类保护区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因此,当时的中规院院长联系了环保总局、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专业人士对这个方案进行署名反对,支持黄田方案。后来,在住建部和环保总局的坚持下,国务院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赴实地考察,在多次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否定了“白石洲方案”,批准了“黄田方案”。

从机场选址这个事情来说,放弃了“白石洲机场方案”,使得深港之间共同拥有的深圳湾生态环境得以保护,给人们留下了15公里长的滨海公园,这是我作为一名城市规划设计人员,感到最骄傲的事情。

我非常自豪,亲眼见证了东深供水工程为香港发展护航,为香港人民提供“优质水”“生命水”的过程。

学习香港城市规划体系

我们在做好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的同时,还积极“引进来”,学习香港的城市规划体系。深圳借鉴了香港在规划管理方面的一些成熟经验,特别是在法定图则和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的引入上,当时全国还掀起了向深圳学习的热潮。

回看这一时期,深圳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快速建成,各类建筑拔地而起。然而,深圳建设用地有限,为了解决城市规划中兼具市场商业开发和政府公共服务的用地分类问题,深圳向香港学习了规划成果的土地使用标准和法定化表达——法定图则。法定图则是土地出让前的规划,对土地进行管控,使得我们的规划建设有法可依。在深圳土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引入香港的法定图则制度为我们的城市规划提供了很大帮助。

规划委员制度的运用也是深圳学习香港的一大成果。城市规划委员制度明确规划委员会做出决策之后,规划行政部门只能落实而不能独自修改规划,以此来确保规划的公信力。如果规划要调整,必须遵循规划委员会审查制度和公众参与的公示制度要求,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深圳引入的香港的经验,也让我有机会考察香港与内地城市开发及管理机制的异同,通过不断学习香港的规范与专业做法,激发我运用系统的思维去思考城市规划的整体设计。

东深供水工程

为香港提供“优质水”

了解香港、兼顾香港的需求,始终是深圳城市规划考虑的重要话题。我们做规划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不是简单地为深圳做规划,而是在深港合作的格局下规划,这一点始终在工作中得到落实。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是从上世纪60年代就向香港供水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充足的淡水资源保证了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然而,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对优质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为了更好地改善东江水质,按照香港的水质要求向港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水源,1998年,城市规划人员在深圳水库布局加装了一个“净水器”,建成世界最大、日处理400万吨的生物硝化站,从东江引来的水,经过生物硝化站过滤,净化后进入深圳水库,然后通过深圳水库再输往香港。

如今,这项工程已进入永久性运作,一直维持良好的工艺条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非常自豪,亲眼见证了东深供水工程为香港发展护航,为香港人民提供“优质水”“生命水”的过程。

这一届双年展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国际人士及媒体的高度评价,他们都认为“展览内容已经达到威尼斯双年展水准”。

深港联动

打造前海新中心

进入21世纪,深港两地的城市发展规划发生了变化。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启动《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深圳敏锐地察觉到,应该从服务香港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编制与之呼应的深圳城市发展策略。于是在市政府的指导下,2002年我们开始编制起草《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2006年,《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得到广泛的认可并通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变成具有法律效益的城市发展策略。

在2006年获批的城市发展策略中提出了建设前海中心区的规划。这个规划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以及香港的赞同。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成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对我来说,参与前海新中心的布局规划,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项目。难以想象深圳西边这块普通的海边滩涂,会因为这项国家战略而发生巨变,成为深港合作的中心,而我有幸成为前海开发建设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之一。

从最初的构想到如今的蓝图呈现,前海新中心的规划设计,让我深刻感受到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



助力深港

双城双年展举办

政府层面的合作推动了前海新中心的落地,来自社会民间的合作也在不断涌现。2005年,深圳举办首届城市/建筑双年展,得到政府和业内的大力支持。首届双年展获得中外专业媒体的广泛好评,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2007年,深圳打造的城市/建筑双年展正式更名为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是第一次由两个城市共同发起的,全球性的城市和建筑的双城双年展,共同探讨城市化发展、城中村的问题以及城市边缘人问题。

2013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当时的展览地点选在了蛇口客运码头旧仓库,主题是“城市边缘”,进一步引发了深圳对城市边缘的重视。我们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始终不忘的是对城市普通民众的关注,为他们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这不只是深圳不断探索的话题,也是深港两地合作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一届双年展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国际人士及媒体的高度评价,他们都认为“展览内容已经达到威尼斯双年展水准”。

我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论坛的发起人,更能从中感受到深港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

参与河套合作区早期规划

蜿蜒的深圳河,见证了河套地区从荒凉滩涂地、老旧仓储物流园区到科创新高地的蝶变。处在深港交界处的河套合作区如今备受瞩目,回顾参与河套合作区规划设计的经历,也让我感慨万千。

河套合作区的变化,与深港合作密切相关。历史上的深圳河两岸经常洪涝成灾且污染严重。为了两岸的发展,深港两地决定共同治理深圳河。1995年,深港正式启动深圳河治理工程。大约两年之后,工程竣工,将原来弯曲的河道拉直,然后用泥沙填平,造出了一块面积0.87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区,称为落马洲河套地区。深圳河取直之后,原深圳河北面的0.87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区就划归香港管理了。这里正是河套最初所指的区域,为日后深港携手开展科创合作埋下了伏笔。

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简称“河套合作区”)。这样一来,最初0.87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区发展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双方合作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同时香港支持深圳在河套皇岗、福田口岸区域和福田保税区共3平方公里区域规划建设“深方科创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全新格局。我很荣幸加入到河套早期的规划建设当中,成为规划建设的一员,亲历河套地区的蝶变。

连续多年主持

粤港澳大湾区论坛

一路走来,在时代的春风里,我有幸成为深港合作的见证者。粤港澳大湾区论坛的创立,更是将深港推向了新的合作台阶。而我作为论坛的发起人,更能从中感受到深港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

2017年,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香港成功举办,共同探讨大湾区未来的发展,为大湾区的发展建言献策。在过去的几年,我们见证了湾区的飞速发展,也共同面对了诸多的挑战。

在主持论坛的这几年中,我记得尤为清楚的一个话题是由香港公屋发放的问题引发的深圳关于公共租房的讨论。深圳作为科技创新型城市,如何开发保障性住房、改造城中村,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我们秉持着“拓荒牛”的精神大步向前,为深圳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贡献力量,每当看到周围建筑拔地而起,我们深感欣慰。相信在“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精神感召下,深圳的城市规划将更上一层楼,深港也将携手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口述时间

2024年10月25日

口述地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李超 实习生 唐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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