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记者专访燕子姐

红星新闻记者|杨雨奇

编辑|包程立 责编|冯玲玲

“申聪、陈前进、杨佳鑫、李成青、邓云峰、钟彬、欧阳佳豪”,57岁的燕子姐清晰地记着这7个名字。名字的背后,有着同一个身份标签——“梅姨案”被拐儿童成员。

今年9月,随着“梅姨案”最后一名被拐儿童欧阳佳豪DNA比对成功,该案涉及的9名被拐儿童终于全部找回。而作为助力其中7名孩子回家的寻亲志愿者,燕子姐的2024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引发全网关注的“梅姨案”孩子回家,只是燕子姐15年帮扶寻亲路上一个缩影。从2009年开始,她成为400多个寻亲案例的跟进志愿者,成功助力100多个家庭,扩散发布的寻亲帖子更难以计量……

谈及这15年的经历,燕子姐告诉红星新闻:“我想看到所有寻亲帖子都下架,全网再没有寻亲网站,中国再有没寻亲志愿者。”

如数家珍

助力“梅姨案”七子寻亲

燕子姐仍能准确说出7个孩子的信息

12月下旬,红星新闻记者在广州市花都区见到了57岁的燕子姐。黑框眼镜下藏不住眼角的细纹,头发已花白的她,对寻亲往事如数家珍。

2008年,燕子姐偶然在QQ空间看到一位网友发布自己寻找孩子坎坷经历的文章:“我就想着怎么能帮到她,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要是有这样的寻人集体或者组织就好了。”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在网上搜索到宝贝回家网站相关信息。该网站2007年才正式上线,宣称免费公益寻人。她用了一年时间来调研考察,才确定网站确为公益性质,无论是发帖还是帮线下找人,都不收取寻亲者任何费用,于是在2009年,她在兼顾自己日常工作的同时,加入宝贝回家网站正式成为一名寻亲志愿者。

彼时的她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今年,其助力寻亲的“梅姨案”孩子全部被找回,燕子姐仍能准确说出7个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走失地址和被寻回的具体时间。燕子姐的手机上,这7名孩子的最初的寻亲贴都被完好保存,仍会时不时翻看。

“被拐孩子杨家鑫的父亲,因孩子的失踪,在寻找一年多无果的情况下,最终跳火车自杀;皮肤黝黑,辞去公司高薪职务,背着破包贴寻人启事的申军良;好心收留生病的‘邻居’张维平,却反被偷了孩子的李树全……”追忆起“梅姨案”寻亲家属,这些面孔又都浮现在燕子姐的眼前。

2016年结识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成为燕子姐参与“梅姨案”七子寻亲的起点,那时还没人知道人贩子“梅姨”的存在。这一找就是8年,这其中最让她意难平的,便是李成清遭遇“农夫与蛇”的被拐经历。

时间拉回到2005年夏季,彼时李成清的父亲李树全一家生活在惠州博罗龙溪镇,“四川老乡”张维平也住在附近。后来,李树全一家搬到龙华镇,张维平也跟了过去。

“那时张维平骗他们说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没钱只能吃别人剩菜剩饭。夫妇俩看他可怜就好心收留,供他吃饭还介绍工作。”燕子姐回忆称,张维平没有选择感恩,就在2005年8月李树全不在家时,张维平抱走了孩子李成青。

“面对9名被拐卖孩子的父母,面对李树全夫妇的质问时,张维平唯一一次在庭上表现出歉意。”燕子姐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画面,而这也成为她助力“梅姨案”寻亲路上,难以了去的心结。

共情家属

为曾经发朋友圈欠考虑感到自责

不敢再发团圆照,会有意识地避开团圆话题

燕子姐告诉红星新闻,寻亲帮扶背后,吸收负能量,共情家属的不易,往往是这份工作的潜在要求,而这对年轻的志愿者来说,通常是很大的挑战。

在燕子姐的朋友圈里,她常常分享那些找到孩子,一家团聚的文章和图片。可这些她本来希望传递信心的内容,却总会在不经意间刺痛其他寻亲未果的家属神经。

“他家团聚了,那我家呢?”这样的疑问反复出现在燕子姐的微信对话框里,但她总是选择鼓劲和安慰,因为她明白这些家属没有恶意,只是寻亲的路太苦,他们太需要理解和关怀。

2012年的中秋假期,燕子姐全家回老家过节:“还有专程从国外回家的姊妹。”燕子姐拍下一张全家福分享在朋友圈。“燕子姐恭喜你全家团圆,可我却不知道能不能和你一样,吃上一顿全家齐整的团圆饭……”电话那头,是燕子姐对接的一名寻亲家长,看到这条“晒团圆”的朋友圈后,忍不住打来电话诉说内心的挣扎。

“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下来了。”燕子姐告诉红星新闻,那一刻她并没有因为寻亲家长在电话里“泼冷水”而生气,却因这名家长数十年寻亲无果而难过,即便同样的抱怨,同样的哽咽,这名寻亲家长已向她倾诉了无数次。

直到今日回想起来,她仍旧为彼时发朋友圈欠考虑的行为感到自责。自那年后,每当逢年过节,燕子姐便不再发任何朋友圈,也总是有意识地避开团圆话题:“哪怕只是和寻亲家属聊天,互发节日祝福,我也会规避这些字眼,因为对丢了孩子的家属而言,这些祝福反而会像利刃一样扎进他们的内心。”


▲燕子姐与寻亲家属见面现场 受访者供图

寻亲不易

“有人不信我们,发假寻亲帖测试”

有志愿者还曾因“找错孩子”被家属埋怨

遭受质疑,也成为这份工作的必然。

“你们寻亲就是为了出名吧”“打着寻亲的幌子其实是为了收钱吧”,为了印证他们的公益性质,甚至有人会故意编造寻亲信息发在网上。而核实为假帖后,对方也只是解释一句:“我就是测试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不收费,是不是会认真核实登记,用心帮忙找孩子。”

实际上,燕子姐在从事寻亲帮扶的同时,仍在企业干着本职工作。她告诉红星新闻,因帮扶寻亲有时需要赶赴异地找孩子,住宿费、车程费、餐饮费都需要志愿者自行承担;而每当接待经济困难的寻亲家属,她也总忍不住自掏腰包为家属给付生活费。

“寻亲应该是也必须是最干净的公益,它不能和挣钱挂钩,这是我一直坚守的理念,也同样是宝贝回家所有志愿者的原则。”燕子姐说。

波仔(化名)是另一名宝贝回家的广州寻亲志愿者。平日里在工厂做活养家,挣着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接到燕子姐外地寻子的协助通知,波仔便会跟工厂请假,开着自己的车赶赴外地帮贴寻人启事、或帮着采血寻人。

“开车的油钱、吃饭的饭钱、住宿的房钱,都得我自己出,亏死。”波仔打趣道。他已在寻亲志愿者的道路上坚守了10年,早已不记得这10年为帮扶寻亲,自己往返清远、韶关、肇庆、惠州、河源等城市多少趟……

波仔记得,在DNA比对技术不发达的过去,为确定亲子关系,志愿者往往需要配合警方,帮寻亲家属进行采血工作,但因此前并未和寻亲家属线下见面,上门时他曾多次被家属当作骗子赶出去。

波仔也曾因“找错了孩子”遭到寻亲家属的埋怨。几年前他发帖寻找的一名孩子,根据网上热心人士提供的线索,他们锁定了一名人在清远的孩子,于是拉着寻亲父母从广州赶赴现场。

“那也是个被收养的孩子,几乎都符合寻亲家属提供的被拐孩子特征。可DNA比对后却证明我们找错了人。”希望破灭,寻亲家属压抑的情绪爆发到志愿者身上,但波仔只能尽力安慰对方。


▲燕子姐和另一名寻亲志愿者波仔

曾生退意

有过放弃寻亲事业的想法

曾因找到的两个孩子死亡在街头绝望大哭

从事寻亲帮扶事业15年,燕子姐也曾有过放弃的瞬间:“那些一直找不到的无能为力,那些找到后却发生意外的沉重打击,都太容易击溃一个寻亲志愿者的心理防线。”

2013年9月,燕子姐第一次有了退出寻亲志愿者行列的想法。彼时,一名潮汕寻亲家属通过微博找到她,称自己丢失了两个孩子,7岁的哥哥和5岁的弟弟。

“因为当时很多地方没监控,家里亲戚都出来找,当地警方也全力以赴,甚至为了找孩子抽干了当地的一个水库。”就这样多方努力了一个多月,两名孩子在一个山洞里被找回,可找回的却是两具冰冷的尸体。

燕子姐仍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我正好和朋友在逛街,接到兄弟俩父亲的电话说孩子找到了,我好高兴;可突然电话里又跟我说,俩孩子都没了,我一下子就情绪崩溃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燕子姐回忆称她在人潮汹涌的广州街头,蹲在大街上嚎啕大哭,无力感在内心翻涌:“那是我第一次直面孩子的死亡,哪怕是没找到都还有希望,可死亡却只能让人绝望。”

这份绝望在燕子姐的心中持续,放弃寻亲事业的想法不断在脑中盘旋。暂停寻亲工作,接受心理辅导后她才慢慢走出阴霾。“还有那么多孩子没找到,还有很多家属盼着我的好消息,我想我还不是放弃的时候,所以挣扎着,矛盾着,我又坚持了下来。”

坚持让她渐渐看到了希望。她告诉红星新闻,随着全国警方各项打拐行动的开展,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自2023年开始,她能感觉到寻亲工作的效率明显提升

“过去很长时间都难找到孩子,但近两年尤其是在2024年,团圆回家的孩子越来越多。”燕子姐粗略算过,自2023年开始,她服务的寻亲家庭,基本每年都有50多对父母在警方协助下找回丢失的孩子。

而随着“梅姨案”9名孩子全部找回的消息传开,燕子姐也再次看到了希望:“我总是对仍在寻亲路上的家属们说,要相信,要坚持。寒冬已经过去了,春天不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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