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有文化工作室】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和同济大学联合举办的展览——《一位上海建筑师连接的世界：纪录片<邬达克>文献整理暨上海近代建筑师研究同济学术谱系展》于12月24日在上海开幕。
这场展览作为一次学术延伸，再一次将纪录片《邬达克》拉回公众视野。
《邬达克》是一部关于旅沪欧洲建筑师邬达克人生故事的五集纪录片，自今年9月在CGTN纪录频道全球首播以来，观看量迅速突破百万，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文化内涵饱受观众赞许。该片荣获第十九届弗拉基米尔·缅绍夫“共同胜利”国际电影节“文化对话”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日前，记者专访了该片总导演陈庆。
纪录片《邬达克》海报
一次忠于史料的“影像考古”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邬达克的生平和创作作为纪录片的主题？
陈庆： 这其实一场非常奇妙的因缘际会，一切都源于2014年我第一次听到邬达克这个名字，当时就被他的传奇人生击中了。1918年，邬达克作为一战逃亡战俘，瘸着一条腿辗转来到上海避难，为了生计，重拾建筑设计老本行，恰逢其时地响应了当时上海的需要，得以大展身手，留下了包括国际饭店、大光明影院、武康大楼等经典作品，成为上海城市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很难想象，没有邬达克的上海，会是怎样的景象。我曾听到一句很中肯的评价——“邬达克的建筑遗产如同密码一样编入了海派文化的基因库，造就了摩登上海的黄金时代。” 邬达克本身经历的跌宕、传奇，对纪录片创作者而言，天然地具有吸引力，这就是我关注他最重要的原因。
记者：《邬达克》的总体框架是怎样搭建的？
陈庆： 我们的创作不同于一般的团队，我们没有一个事先的底稿，而是一切都从拍到的材料入手，忠于我们所搜集到的材料，所采访过的人物。《邬达克》框架结构的确立其实是源于主创团队在开始筹备时就已经达成的共识——这部作品不是对已有的邬达克研究资料的影像化，而是由团队独立自主地以摄像机为工具，进行“影像考古”。
《邬达克》虽然有五集，但实际他的核心结构是由我们团队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讲清楚的三个层次而决定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要讲清楚邬达克个人的故事；第二个层次是要讲清楚邬达克与和他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而第三个层次，也是我认为本片最有意义的层次，就是讲清楚邬达克与今天的我们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纪录片《邬达克》，它已然超越了个人层面，更像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桥梁，我个人希望能把邬达克个人的命运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一个人的成功之路，去反映上海在那个特殊时代是如何发展的。
记者：专家曾评价本片“叙事平实、史实扎实”，创作中您是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素材的？
陈庆：各类资料纷繁复杂，但所有书籍的论述其实都来自于历史资料本身，唯有实物不会说谎。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只信任我们团队摄影机所拍下的史料，尽可能多地去收集资料，让资料本身形成一个互证。比如邬达克小女儿的出生时间，我们就是结合了他的孙子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另一份从德国大使馆那得到的资料，从不同角度多方考察，形成互证。
《一位上海建筑师连接的世界》展览海报
一次对纪录片的补充和延伸
记者：展览于24日开幕了，举办这次展览的缘由是什么？
陈庆：其实纪录片制作团队一直因篇幅有限而未能更充分地介绍和乌达克同样优秀的建筑师而倍感遗憾，展览弥补了这些遗憾，并将展示许多新近发掘的珍贵史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对于过往创作的总结与回顾，也是对纪录片的又一次补充和延伸。
记者：展览称将展示更多新的史料，这些新的史料与纪录片所使用的资料有何联系？
陈庆：纪录片中我们是以邬达克为核心，搜集与他有关的线索，比如他与同时代其他建筑师的交流、合作，立足点更多在他们之间的学习、互鉴。而这次展览与我们纪录片的材料是一个互相补充、互为证明的关系，更多关注除邬达克之外的其他建筑师的个人经历与成就，交互性稍弱，学术性更强。
一个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绝佳题材
记者：纪录片将最后一集命名为“留下一扇窗”有何深意？您如何理解邬达克及其建筑遗产与海派文化、以及与今日上海乃至中国之间的关系？
陈庆：关于这一点，我想借用同济大学华霞虹老师的一段话，邬达克之于上海是一段传奇，这来自于一个人的命运不可思议地契合了一座城市的命运，一个人的才能与抱负恰好响应了一座城市的梦想与追求。他留下的这些盛满历史记忆的建筑，沉默不语，却打开了人们触摸百年过往的一扇扇窗。这也是最后一集命名的来源。
建筑遗产凝结着文化价值与集体记忆，对于上海而言是不可多得的、亟待进一步探索的宝藏，也是一个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绝佳题材。百年前邬达克所设计的住宅，至今仍在为上海居民服务。透过这些形态各异的窗，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在上海这片土地上，不同族群与文化如何克服分歧、携手合作、共铸辉煌。这一历程不仅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更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缩影，生动诠释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真谛。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这一历史经验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提醒我们唯有接纳包容、互相依靠，才能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记者：有人评价说《邬达克》是中国纪录片远洋出海的优秀范例，能否分享您在这方面的经验？
陈庆：我们团队在国际传播方面着手比较早，海外传播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从我很早的作品《福路》起，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对于纪录片“出海”，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比起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于，从刚开始创作，就一定会和海外发生关联。“出海”的最佳时机，不是在正式放映后，而是在灵感产生、开始进行相关调研时。所以我常说，我们到海外做纪录片拍摄，和当地的大使馆、居民接触，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有一点公共外交的意思。《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我结合自身创作实践能给到大家的最实际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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