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曾有一起案件久久困扰着伟人毛主席,该案曲折离奇,不但案发十八年未能侦破,其侦破过程更是一波三折,线索频频中断,一环套一环。

曾有人说哪怕是再出色的编剧,恐怕都难以写出这样的故事,然而它并非故事,而是一起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案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31年的大上海和江西瑞金,从案件的开端来一起回忆这场离奇悬案。



1931年9月,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在上海第二次成立临时政治局。

临时中央成立后随即开始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不过由于当时的上海滩弥漫着白色恐怖,且政治局成员都以比较高的社会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因此革命经费的开支不管怎么节省,都是一笔巨大的消耗。

没有钱,在繁华的大上海可谓寸步难行。

于是,临时中央便联系了瑞金的苏维埃政府请求经费调拨。



当时,苏区自身的经济情况其实也不太乐观,但在收到临时中央的请求后,苏区还是选择全力支持,调拨了120两黄金,熔成每根10两共12根的金条,装在由金属锡封闭的特制铜盒内,作为经费由交通员送到上海,而负责经费调拨的正是“延安四老”之一的林伯渠,彼时林老负责主持苏区的财政工作。



120两黄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瑞金距离上海将近一千公里,黄金需要辗转多个交通员之手才能被送到上海,那应该如何规避掉运转黄金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保证金条能够安然无恙送达呢?

为此,苏区的领导人们想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接头核验方式。

首先,苏区将瑞金到上海的整个运输路程分为七个小路段,分别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每段由1名交通员负责运输,共有7名交通员完成黄金运输任务,在运输时交通员并不清楚盒子内装的是黄金。



这是一个安全系数很高的运输路线,并且能够确保在一个月内送达黄金。

其次,组织上会给第1名交通员一把锁具,而钥匙在他的下线,也就是第2名交通员手里。两人接头时先验证暗语,之后上线交通员拿出锁具,由下线交通员的钥匙打开进行确认。

双方交接完成后,上线将锁具交给下线,下线带着锁具开始运输他所负责的路段,此时他就变成新的上线,和第3名交通员重复之前的核验方式,以此类推,一直到所有路段任务完成。

除此之外,林伯渠还在一个特制的象棋棋子上写一下个“快”字,然后将棋子按照笔画破成七块,分别交给7名交通员。



当上线交通员将黄金交给他的下线交通员时,下线要将自己手中的笔画上交给上线,上线再将笔画交还组织,以此来证明他完成了任务。

如此一来,组织上收到一个完整的象棋时也就说明黄金已经成功送达上海了。

按道理说,如此复杂精妙的运输方式,应该不会出问题才对。

然而,在负责瑞金-南平路段的第一名交通员于11月16日出发后,一直到次年1月1日,中央苏区始终没有收到“快”字的最后一笔,而临时中央一封又一封催促的电报也意味着黄金没有能够成功送达上海。

既然苏区没有收到最后一个笔划,这也就是说明松江-上海路段的运输出现了问题。

苏区距离松江太远,政治保卫局没有办法派人去松江进行调查,因此只能将消息传给上海的中央特科,由中央特科的同志来调查。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央特科进行调查后,却发现最后一名交通员失踪不见了,因此这件案子最终未能及时侦破。

黄金没有成功送到上海,给上海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增大了临时中央的工作难度,更是导致许多被捕同志因为缺乏资金营救而被杀害。

1931年过去后,中国革命历经“反围剿”、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在时代的浪潮下,黄金失踪案暂时被悬置了,但几名和案件相关的当事人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这起案件。同时,毛主席也一直心系这个当年绞尽脑汁也想不通的奇案。



时光飞速流逝,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次月,毛主席给华东、华北以及东北军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文件,要求清查建国前党和军队没有侦破的悬案,其中上海公安局接下了彻查经费失踪案的任务,具体则是由上海公安局所临时抽调成立的“悬案调查办公室”3组负责。

3组由4名侦查员组成,分别为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以及邬泓,其中蒋为组长。

接到侦查命令后,3组很快便查阅了该案的卷宗。卷宗一共只有两页纸,除了介绍案件发生的始末之外,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4人经过商讨后,最终决定从当年的苏区负责人林伯渠身上开始入手。



1949年12月初,3组成员抵达北京,见到了时任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老。林老对4人详细叙述了上文中所叙述的案件发生过程外,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瑞金派出的第1名交通员姓秦,曾经给时任冀察热辽分局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高自立担任过警卫员。

于是,3组赶紧从北京出发去往沈阳,从高自立那里确认了这位秦姓交通员的身份。

此人全名秦朴,是江西人,建国后在13兵团任职。

很快,3组抵达南宁,如愿见到了已在13兵团任师长的秦朴。四人见到秦朴时也是一阵感慨,昔日的交通员,经过革命的洗礼和锤炼,如今已是师级干部了。



据秦朴回忆,当年他带着黄金从瑞金出发,骑马走了6天抵达南平,在南平南门的关帝庙和第2名交通员进行了交接。

这名交通员当时是关帝庙的庙祝,三十多岁,肤色黢黑,中等个,大眼睛。

得到第2名交通员的身份信息后,3组一边计划赶往南平,一边向上海公安悬调办公室进行汇报,岂料此时3组迎来了意外之喜。

原来,悬调办公室通过尘封的档案,已经弄到了前6名交通员的所有姓名、身份等资料,如此一来,3组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去搜寻了,直接按图索骥,先赶去南平,接着是福州、温州、金华.......直到在杭州找到了第6名交通员,负责杭州-松江路段的刘志纯。

刘志纯对当年运输黄金的任务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他就由于和上级失去联系而脱离了组织。

据刘志纯回忆,他是1931年12月1日从上线交通员手中拿到了黄金,两天后的上午抵达松江,住在了一个叫做汉源栈房的客栈,随后与找上门来的第7名交通员进行了身份核验和交接。

此人年龄三十多岁,是一个黑衣人,穿黑色棉袍,戴一顶黑帽。

就这样,3组历经周折,终于侦查到第7名交通员的一些线索。当年他为何没有将黄金从松江送往上海?人为何会失踪呢?看来,想要解开这个谜团,3组必须要去到松江了。



3组抵达松江后,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先是找到了当年“汉源栈房”的掌柜和账房先生打听情况。

不出所料,3组一无所得,毕竟当年住在汉源栈房的人是刘志纯,而黑衣人只是来汉源栈房取得了东西就直接走了,掌柜和账房只见过他一面,不可能提供更多信息。

于是,3组只能再次让刘志纯继续回忆当年还有没有什么细节被落下了。

这刘志纯也是一个心细之人,他还真就回想起了有用的细节。

刘志纯称,他记得当年黑衣人在从钱包里取笔画棋子的时候,他曾无意间瞥见一张通用客栈押金票据,并且当时黑衣人进入汉源栈房的时候,向客栈掌柜、账房打听他的时候,掌柜和账房的反应显然是不认识他的。

这两个细节说明黑衣人不是松江本地人,他住在除了汉源栈房之外的其他客栈,而在当年那个危险的时代环境下,交通员执行如此重要的地下任务,通常都会提前在指定地点等待,也就是说在和刘志纯交接的时候,黑衣人必然是已经在松江的某家客栈居住多天了,他所居住的客栈的掌柜、账房、伙计肯定会对他有一定印象。

30年代的松江是个小地方,只有5家客栈,看起来3组已经离着摸出黑衣人的身份很近了。

然而,3组在对另外4家客栈的旧人进行了询问以及查询过登记账本后,依然没有找到有关黑衣人的任何线索。

难道黑衣人当年根本就没有入住客栈?刘志纯记错了,黑衣人其实是借宿在城内某个居民家?

顺着这个思路,3组请松江本地公安进行协助,通过各镇居民委员会,对松江进行了一次大摸查,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案子查到这里,3组手里所有的线索就此中断,天南海北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徒劳无功,此时4名成员都不免得有些泄气。

眼看已临近年关,身为组长的蒋文增便提议大家伙先回上海过年,等过完了年再想其他办法,另外3名成员表示了赞同,毕竟手里确实没任何线索了。

未曾想,过个年竟然还获得了关键线索。

四人散后,组员之一的胥德深去到了松江军分区看望自己的一位老乡。这位老乡是军分区的一名参谋,姓杜,山东汉子,豪爽大气,得知胥德深来松江是四人同行,便邀请另外3人一起赴宴,3人难以推辞,便一起去了军分区。

当时,4人不会想到,这一次和杜参谋吃饭竟然把陷入僵局的侦查给盘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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