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临时省委成立后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闽东和浙南双方不但关系很好,而且很密切。挺进师还抽调了一些干部(军事干部和做肃反工作的保卫局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闽东独立师的工作。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内部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坚持斗争的方针问题上的分歧。

刘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英勇牺牲。他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但在党内斗争中却很“左”。



刘英

此时虽然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和挺进师已经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没有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是刘英同志仍然坚持他那一套“左”的做法。

刘英同志批评闽东独立师不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右倾保守主义;提出要闽东独立师(此时已改称闽浙独立第二师)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我和闽东特委的同志都不同意刘英同志的意见,认为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有垮台的危险;而闽东独立师如果没有闽东根据地作为依托,也就无法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

粟裕也不同意刘英的意见,赞成我们的意见。有一次,粟裕同志和我个别谈话,详细谈了浙西南斗争的情况。

由于他们在浙西南活动期间,没有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新区的条件,相应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龙泉、丽水、龙游一带活动时仍是采取中央苏区时代的工作方式,遭到强大敌人的进攻,无法站稳脚跟,根据地和部队都受到损失,所以部队活动总是被国民党军跟踪追击,摆脱不掉。

粟裕同志问我:“我们‘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尾巴)的?”所谓“尾巴”,是指跟踪的敌人。

我一下回答不出来,只能这样告诉他“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我们开辟新区,在未巩固以前,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时,一般是先派人去同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才开出去活动。

我们把这叫做‘群众工作在前,部队在后’。”我还告诉他:“我们共有四块根据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每次行动,部队从这块根据地到达活动地区公开活动,任务完成了,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了,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一夜走七八十里。这样,敌人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有群众,敌人没有群众,所以敌人就找不到我们的行踪。”

粟裕同志深有感慨地说:“这办法好,这叫做‘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粟裕同志又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闽东部队不能离开闽东根据地,我们挺进师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但是,刘英同志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坚持他自己的错误意见。这样,闽浙临时省委内部就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可是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同志就提出只有和闽北地区联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同志的错误。

粟裕同志还要我负责设法去同闽北独立师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黄道同志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是闽北游击根据地党的负责人。

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同志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

我首先和闽北独立师取得联系,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建政和县洞宫山与黄道同志会晤。当时在座的除黄道同志和我以外,还有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曾镜冰等同志。

我向黄道同志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且详述了刘英同志和我们在斗争方针上的原则分歧,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黄道同志担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的斗争。



黄道同志认为:当前远离中央领导,几个地方统一领导是有利于革命斗争的。他这次出来就是为了与闽东党会合,拟议建立闽赣临时省委的。

但是,鉴于闽浙临时省委当前的情况,要建立统一领导,首先必须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出总结,指出刘英同志的错误并责成他去恢复浙西南的工作,然后才能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

我当即提出:“我们正是由于临时省委内部对于方针问题争论无法解决,所以请你出来担任领导的。”

黄道同志坚持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解决问题,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

我就进一步说:“我可以向闽东特委和粟裕同志传达这个意见。但是,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则非但浙西南斗争濒临危机,闽东又如何办?”

黄道同志以高度革命责任心,忧心忡忡地说:“是呀,是呀,闽东斗争的成败,你们要对党负责的!”

我提出:“如果不行,我们就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

黄道同志说:“你们必须先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

我觉得问题严重,考虑再三后提出:“这样做不是分裂行为么!”

黄道同志也怔住了,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用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何况临时省委是你们两家协商成立的,未经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

我说:“今后如和中央接上联系,打起官司来怎么办?”黄道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一定替你们证明。”

我回到闽东后,刘英同志来了,召开了闽浙临时省委会议,有阮英平、范式人同志参加,粟裕同志未到。平时刘英同志总是和粟裕同志一起行动,这次他却是单独前来。

在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我向刘英同志报告了和黄道同志会合,并向他坦率汇报了黄道同志的意见。

刘英同志一反常态,满口承认浙西南工作的错误,但是他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由黄道同志任书记,虽然他自己过去曾多次提议此事。

他反复声称,错误我们自己纠正,并居然提出要我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他说,我们已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

我当然坚决拒绝。会议毫无结果,闽东特委不得不宣布退出临时省委。

我完全没有料到以后竟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内部演出了一场“鸿门宴”。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庆元县的南阳村,所以就被称为“南阳事件”。



“南阳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约我到庆元南阳会面。自我们同刘英同志的会议以后,我还没有见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谈话。我和陈挺同志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同志会合。

见到粟裕同志,我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

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在押解我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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