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从此，每年的10月1日成为了中国的“国庆节”，这一天是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按照传统，国庆节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庆祝方式。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日子，全国上下都在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而紧张地忙碌着。
同年8月，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刚刚竣工落成，它和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东西对称、交相呼应。当时，这两座建筑都被称为“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
8月14日是星期五，那天，北京的天空晴朗无云、空气清新。博物馆的女馆员小魏一大早就来到了单位，当天，她的心情和北京的天气一样格外地舒畅和喜悦，因为，她和全国人民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十年国庆同样怀着一种期盼而激动的心情。
小魏换好工作服，拿起了清洁工具来到了她所工作的西周文物展厅内。由于博物馆刚刚建成，许多展柜还没有安装玻璃，很多展品暴露在外落满了灰尘。小魏的心情很好，她一边哼唱着歌曲一边用鸡毛掸子轻轻地拂去展品上面的灰尘。
当她清洁完19号展柜里的展品时，她总感觉到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小魏弯下腰仔细地一件一件地查看柜子里的展品。这一看，可把小魏吓了一大跳：她明明记得19号展柜里应该有17件展品，可是现在却只有16件。她又仔细地核对了一遍，还是16件。她赶紧向馆长办公室跑去……
馆长和相关负责人立即赶到现场，经过仔细核对，发现19号展柜里确实少了一件展品，而且，这件展品不同于其他展品，它是考古价值极大的国家一级文物——“史孔和”。
可能，大家对“史孔和”这件文物的名字比较陌生，但“史孔和”在考古界可是大名鼎鼎。它体积不大，高7.5厘米，直径11厘米，制作非常精美，是距今3000多年前西周时期青铜器，器皿内的底部铸有“史孔作宝和，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很多著名的考古学家根据它含有西周标志性铭文的这一显著特点，都认定它很可能是西周时期的法定量器——“合（gě）”。甚至，著名学者郭沫若称它可与战国时期的商鞅量、秦朝的秦权秦量、汉朝的汉尺等量器相媲美，是研究中国计量史发展进化的一件宝贵的文物。
正是因为“史孔和”的考古价值巨大，它的丢失让博物馆的领导们感到情况重大。于是，经各级组织层层上报，最终，案情报到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那里。当时，周总理眉头紧锁，他认真地思索起来：“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么重要的国家一级文物被盗，是犯罪分子见财起意、贪心所为？还是敌特分子精心预谋、妄图破坏？想到这里，周总理立即给公安部下达了三条指示：第一、严密封锁消息，任何人不得向外界泄露案情；第二、限期侦破此案，抓获犯罪分子，挽回事件影响；第三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单位组成联合办案组，查实此案发生的背景及工作中存在的漏洞，举一反三、立即整改。
周总理
各部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组成了由公安部门牵头的办案组，办案组的负责人由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李宝亭和博物馆行政处处长韩炳文担任。
办案组的同志首先勘查了现场。在现场，办案组的同志发现了一个问题：19号展柜的玻璃门没有上锁，而且，周边很多展柜上都没有安装上玻璃。针对这一事，博物馆负责安保的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由于博物馆刚刚建成，为了赶上布展的时间，许多展柜就采取了边安装玻璃边摆放展品的做法。现在看来，这么做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不过，他又说了一条重要信息：当时，博物馆的前后门都有解放军的警卫战士把守，外人一律不得入内，即便是本馆的正式职工，进出时也必须向警卫战士出示博物馆保卫部门发放有效证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入。而且，由于西周文物展厅内放有大量展品，保卫部门特意安排了警卫战士在展厅的走廊里昼夜值班，外人根本不可能接近。
办案组针对以上情况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会上，大家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从博物馆的整体警卫工作上看，外来人员很难进入馆内，更别说接近展厅、展柜了；二是博物馆这次准备展出的展品的消息还没有对外宣布，外界人员是不可能提前知道的；三是博物馆里的这些展品不同于市面上古董店里的古玩玉器，这些展品的真正价值是用于科学考古研究用的，而不仅仅是拿来观赏收藏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很难出手换成现金；四是“史孔和”虽然是国家一级文物，但外界不懂行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却为何偏偏有选择性地盗窃它呢？
“史孔和”
以上种种问题和疑问最后汇成了一条清晰的思路：犯罪分子是懂得或从事文物工作的；并且还是十分了解馆内展品情况的；而且还能够自由出入博物馆甚至是西周文物展厅。那么，符合以上条件的人一定是博物馆的内部职工。也就是说，这起案件是监守自盗，博物馆里出了“内鬼”！
于是，办案组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排查工作，凡是在8月13日——8月14日接触过展品或出入过展厅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列入嫌疑人员名单。经过认真仔细地排查，大部分人员的嫌疑解除了，最后只剩下三个人成为嫌疑对象，他们是丁大华、赵桐臻和杨文和。
这三个人是具体负责19号展柜的保管员，丁大华负责白班，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赵桐臻负责中班，工作时间是晚6点到半夜12点；杨文和负责夜班，工作时间是半夜12点到第二天早8点。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三人都有作案的嫌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天的夜班应该是保管组的组长张荣，巧合的是，因为张荣家里有事，他就和杨文和临时换了班。
于是，办案组对丁大华、赵桐臻与杨文和采取了隔离审查。审查期间，办案组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分别对他们三人进行了讯问，
办案人员首先向他们宣布了我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是，丁大华、赵桐臻与杨文和这三个人竟然异口同声地否认了偷拿“史孔和”一事；另一路人马对这三人的出身背景、过去的经历及社会关系展开了详细地调查。
警察
很快，调查报告放在了办案组负责人的案头。杨文和的情况比较简单明了，他是建国初期进入博物馆的老馆员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受到过组织上的多次表扬。另外，他不仅是一名党员，而且还是保管组的党小组长，政治上积极可靠。十年间，经他手保管过的珍贵文物不计其数，可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丝毫差错。这次如果不是张荣和他临时换班，杨文和也不会与“史孔和”的丢失有丝毫瓜葛。根据调查的结果，杨文和被排除了嫌疑，丁大华和赵桐臻的调查结果有些问题。
首先是赵桐臻，他是军人出身，一年前复员后被分配在博物馆。他的家庭背景没有什么问题，爱人和他一样，也是军人出身。赵桐臻这个人思想上比较落后，缺少进取心。即便是在部队的这所大熔炉里，他的表现也很一般，9年的军人生涯里，他既没有入党的积极性，也没有当军官的上进心。而且，赵桐臻身上坏毛病很多，他为人心胸狭隘、嫉妒心强，平时工作中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报告中特别提到两点：一是他喜欢占小便宜，而且手脚不太干净，有小偷小摸的习惯；二是他的生活作风不太检点，虽然他已结婚成家，可是他和一位在电影院当检票员的姑娘长期保持交往，经常领着那名姑娘喝咖啡下馆子。办案组认为，赵桐臻身上的疑点很多。
其次是丁大华，他的出身背景比较复杂。丁大华的父亲解放前是一名古董商人，有收购倒卖古玩字画的经历，对古董的行情和鉴别有一套本领。而且，丁大华入馆时间不长，博物馆里的同志们对他了解很少，一时间还无法对他的工作表现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另外，有两个情况引起了办案组的高度注意：一是据群众反映，丁大华最近新交了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不但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吃穿方面比较讲究。特别是这个女孩子的家庭背景也很复杂，在海外有许多亲属关系；二是丁大华有个习惯，他经常每天背着书包上下班。据他自己讲，他书包里装的都是考古方面的书，他喜欢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看看书，补充一下专业知识。但是，办案组认为这里面有问题，“史孔和”的体积不大，只有成人的拳头大小，如果放在书包里面，外人是很难发现的。况且，当时博物馆安全警卫虽然很严格，但对于本单位的职工在出入门禁时，也只是认真核对本人的证件，并没有搜身和检查随身携带的小件物品的要求。从以上调查结果看，丁大华的嫌疑最大。因此，他被列为一号嫌疑人。
于是，公安人员对丁大华的父亲以及他的女朋友采取了秘密监控。经过一段时间的监视和调查，最后，公安人员得到了准确的信息：“史孔和” 不在他们手里。
公安警察
就这样，办案组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进行了详细地内查外调，可是案情还是没有一点突破，破案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面对出现的困难，办案组的同志们并没有灰心，大家集思广益纷纷出谋划策。最后，办案组负责人李宝亭和韩炳文本着“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在综合大家的意见的基础上，想出了一个妙招——“欲擒故纵”。
办案组以文化部的名义，抽调文化口几家单位的部分人员，组成一支工作队，到文化部对口的试点单位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去参加劳动锻炼。办案组特意把杨文和、丁大华和赵桐臻编在了一个队里，王树礼任队长，杨文和任副队长。王树礼的真实身份是公安局的侦查科长，他的对外身份是文化部下派的带队干部。同时，办案组还把侦查员邱关鑫也安排在这个队里，他的对外身份是博物馆的“实习馆员”。
侦查员邱关鑫深知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他白天和杨文和、丁大华、赵桐臻一起劳动，晚上就和他们挤在一起睡大通铺，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丁大华和赵桐臻二人的身影。
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又过去了，邱关鑫丝毫没有放松对丁大华和赵桐臻的秘密监视。眼看就要到年底春节放假了，突然有一天，宿舍里有人喊道：“哎！我箱子上的锁头怎么被撬开了呢？”这时，同宿舍里的其他三个人也喊了起来：“谁这么缺德！我的箱子也被撬开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快过年了，这小偷也太缺德了！”“赶紧看看都丢了什么东西！”
此时，丢失物品的四个人经过清点后，统计结果出来了：贵重一点的物品有两样：一块瑞士马威牌手表和一个象牌矿石收音机，其中，手表是杨文和的；其他物品有两条枕巾、三条毛巾和一块香皂。
第二天，邱关鑫趁大家都去上工了，他悄悄返回宿舍仔细地在屋里搜寻被盗的物品。同时，他还运用技术手段打开了丁大华和赵桐臻二人的箱子，但是箱子里没有被盗的物品。终于，邱关鑫在宿舍的天棚里发现了手表和收音机，这更加证明了他当初的想法：这次盗窃案一定是住在宿舍里的内部人员干的，他们中间有“内鬼”。他怕打草惊蛇，又原封不动地把手表和收音机放回了原处。奇怪的是，那些不值钱的枕巾、毛巾和香皂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随后的几天里，邱关鑫一直紧盯着天棚，他想抓个现行。可是，做贼心虚的小偷可能意识到此时取回赃物有风险，他始终没敢行动。眼瞅着就要过年了，邱关鑫心急如焚。
腊月二十八那天，全体队员放假回家。有着丰富侦查经验的邱关鑫敏锐地意识到，“内鬼”极有可能就在这时趁乱动手取回赃物。于是，他假装归心似箭，快速地收拾了行李走出了屋门，他走到离宿舍不远的一棵大树后面躲了起来。宿舍里的人们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大家三三两两地说笑着向远处走去……
这时，邱关鑫从树后闪出身子快步地向宿舍跑去。进了宿舍，他爬上了天棚，果然，手表和收音机不见了。突然，一个身影从窗前一闪而过，邱关鑫迅速地跳到地上尾随而去。只见那个身影慌慌张张地向宿舍后面的一个草堆跑去，由于他头戴棉帽，而且脸部也用厚厚的围巾围着，邱关鑫一时间还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这个人来到了草堆前，先是警惕地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在彻底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他翻开草堆从里面拿出一包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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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邱关鑫冲了上去大喊一声：“不准动！”那个人吓了一跳，手一哆嗦，一块圆形的物体掉在了地上。此时，闻声赶来的王树礼和队员们上前把那人摁倒在地，王树礼用手掀掉了他脸上的围巾，大家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人正是博物馆的保管员赵桐臻。邱关鑫捡起了赵桐臻扔在地上的那个圆形的物体，大家一看，原来是前些日子队员们丢失的那块香皂。紧接着，邱关鑫一把扯开了赵桐臻的棉袄，几条毛巾、枕巾掉落在地上。随后，队员们打开了赵桐臻的行李，在行李的最里面，找到了丢失已久的手表和收音机。在证据面前，赵桐臻低下了头。
王树礼和邱关鑫把赵桐臻带回了办案组，在审讯室里，赵桐臻虽然一脸惊慌，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只是反复强调自己一时糊涂，犯了占小便宜的毛病，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学习，早日改掉坏毛病。这时，坐在一旁的公安局侦查处处长李宝亭开口说道：“赵桐臻，你犯得可不是什么小毛病，你犯得是盗窃罪！手表和收音机是贵重物品，就凭这一点，你就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听到“有期徒刑”四个字，赵桐臻浑身一震。可能，在他的潜意识中，他的这些“小偷小摸”行为，最多就是批评教育而已，对法律的淡漠和无知让他彻底慌了手脚。赵桐臻的这一细微变化，办案经验丰富的李宝亭处长完全看在眼里，他话里有话地“提醒”赵桐臻：“当然了，如果你有重大立功表现，组织上会考虑给你从宽处理的！”李宝亭处长的这句话，让赵桐臻仿佛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他想都没有想，就条件反射地脱口喊道：“我要立功！我知道‘史孔和’藏在哪里。它就藏在奴隶社会陈列大厅大盂鼎的腿肚子里……”
此时，李宝亭和王树礼互相对视了一眼，二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事不宜迟，李宝亭处长决定趁热打铁。于是，赵桐臻在公安干警的带领下迅速地赶到了博物馆的奴隶社会陈列大厅。李宝亭处长亲自出马，他戴上白手套，把手伸进大盂鼎内，先是拿出一团白色的棉花，随后，在棉花下面果然掏出了一件像碗一样的青铜器。经专家现场鉴定，此件青铜器就是失窃一年之久国家一级文物“史孔和”。
赵桐臻再次被“请进”了审讯室，此时，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闯下了泼天大祸。
审讯
随着赵桐臻陆陆续续地交代作案经过，真相终于大白了。
原来，赵桐臻盗窃“史孔和”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倒卖换钱，他的真实动机是为了栽赃陷害他的顶头上司保管组组长张荣。张荣是一位“老八路”出身，在部队时曾经担任过指导员。他政治觉悟高，对待工作本职工作认真负责。赵桐臻平时工作懒散拖沓，缺少应有的责任心，张荣作为组长多次批评过他。赵桐臻心胸狭隘，他不但不面对自己的错误，反而却一心想伺机报复张荣。
后来，赵桐臻听说张荣将要升职担任保管部主任，他决定制造点事端，让张荣做不成这个主任。正好，博物馆新馆刚刚成，各项工作还不十分完善。赵桐臻就利用这个机会，盗走了体积小，但价值巨大的“史孔和”，他妄图利用这件事，栽赃陷害张荣。
赵桐臻具体作案的经过是这样的：1959年8月13日后半夜，赵桐臻站在19号展柜前，他望着没有上锁的展柜里的展品，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里形成了：如果展品丢失，上级组织一定会先追究张荣这个组长的领导责任，最起码张荣提拔主任一事会受到影响。邪念一产生，此时的赵桐臻就变成了魔鬼，他选择了体积小的“史孔和”下了毒手。
赵桐臻趁着夜色，拿起了“史孔和”直奔自己在后院的办公室，他把“史孔和”藏在了他的办公桌下面的柜子里。
第二天，案发后，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看到大批的公安干警出现在现场，赵桐臻害怕了。于是，他又冒着风险将“史孔和”转移到了家中。随着案件侦破力度的加强和组织上对他的怀疑，他宛如惊弓之鸟。后来，赵桐臻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又把“史孔和”悄悄地拿回了博物馆，趁人不注意时把“史孔和”偷偷地藏在了奴隶社会陈列大厅盂鼎的腿肚子里。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公安人员搜查到了，可能会以为是谁放错了地方，最起码不会追究到他的头上。
盂鼎
同时，赵桐臻的交代也揭开了一个一直困扰着办案组的一个谜团。那就是为什么公安人员在搜查博物馆时，一直没有发现“史孔和”。
原来，赵桐臻在盂鼎里藏匿“史孔和”时，阴差阳错地和公安人员的搜查打了个“时间差”。也就是说，公安人员刚刚搜查完盂鼎后离去不久，赵桐臻就把“史孔和”放进了盂鼎里藏匿。
1961年9月，法院以“盗窃国家珍贵历史文物罪”，依法判处赵桐臻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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