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杜美如(前右一)与父亲杜月笙(前左一)、母亲姚玉兰
“从抗战时就这样,我逃难时只带照片,不带美金。”八十多岁的杜美如女士给我翻开厚厚的一摞相册,一一指点着:“这是我父亲杜月笙,这是我母亲姚玉兰,这是我年少时唱京戏的照片…”
“人家都以为:杜月笙的女儿肯定会腰缠万贯,实际上我继承的也就只是个‘杜’字。”杜女士爽朗极了,用略带上海味的普通话向我回忆着家族往事。
杜月笙与京剧“冬皇”孟小冬
她的父亲杜月笙,中国家喻户晓:当年一代海上闻人、江湖教父,出入中国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与政界,连蒋介石也拜了他码头做了他的门生。
“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杜月笙的一个儿子曾如是说。
杜美如也说:“不管人们怎么看我父亲,但有一点,他始终是爱国的,没有背叛国家,没有像他的把兄弟张啸林那样和日本人搞到了一块。”
确实,杜月笙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他出身贫苦,4岁丧母、6岁丧父,在多年的江湖闯荡中,既有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一面,又有行侠尚义的性格。尤其是:他鼎力支援、资助抗日,甚至亲自投身于抗日:
抗战爆发后,他带领青洪帮的兄弟们,一路追随国民党政府到重庆,大力协助国民党情报战线的工作,指挥手下在日占区锄去汪伪政府的多名高官。
而杜家老小几十口却一直生活在“沦陷孤岛”上海和香港,时刻面临着日本人的报复。
杜月笙(中)与国民党情报机关负责人戴笠(右)在抗战中
更让很多读者没想到的是:杜月笙还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
1934年,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被补选接替他的岗位,成为第八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在仅有的两名副会长中位列第一,相当于常务副会长了。当时的名誉会长是蒋介石。
从1934年到1949年,这副会长杜月笙一当就是十五年。
这个红十字会,与现在的红十字会,不可同日而语,它是民间机构,不从政府拿一分钱经费,所有的员工,包括杜月笙,不领取工资,也没有参照公务员管理。杜月笙自己更不享受“正部级待遇”,没有靠它获取一官半职,反而自己慷慨解囊、扶困救危、赈灾济贫。
他在底层混过,知道下层人的艰难。
上海滩三大亨,从左至右依次为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杜美如说,抗战胜利后,父亲曾亲自审定自己的履历表,在“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可见杜本人对这份工作、对这个没有一分钱收益的职务是多么看重。
江湖教父当红十字会副会长并“主持工作”,放眼全球大概也算是绝无仅有了。但是,杜月笙不辱使命——
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之后,红十字会总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也赶到汉口,亲自部署救护工作。主持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到抗战结束,红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统计达260万人。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人力,许多都出自杜月笙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呼百应。
汉口又沦陷,中国红十字会又南迁到香港,杜月笙再次随红会到香港,并设立总办事处,接受和协调海外捐助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前方将士“粮草”。最后又率红会人员转移到重庆。
当时,国民政府经过滇缅公路运送物资,经常被当地的袍哥组织、黑社会拦路抢劫,但是,只要杜月笙出面一声招呼,车队就一路畅通。
他还以个人名义出资,向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上海沦陷后,他又安排帮会组织,帮助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线,采购运输药品枪弹等军需物资到根据地(电影《51号兵站》中有所描述)。
近代史专家说:“抗战中的红十字会救助工作,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这里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热忱。”。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在上海宝山主持修建的红十字会烈士纪念碑
生活中,杜月笙总是长衫在身,说话轻言细语,佣人做错了事也并不大声呵斥,没有传统意义上凶神恶煞的黑社会老大的形象。
但儿女偷懒不读书,杜月笙是自己拿鞭子打!杜美如至今记得:有一次她逃课,佣人知道她这顿打躲不过,事先给她穿上好几条厚裤子。父亲知道了,打得更狠!
杜月笙会做人、与人为善有很多传说。杜美如说了一件轶事:
当年大学问家章太炎住在苏州,杜月笙仰其名声,登门造访。章太炎外号“章疯子”,是个连袁世凯、蒋介石都敢骂的“无法无天”之人,言谈举止间,明显流露出对这“上海滩大流氓”的蔑视。
但杜月笙并不生气,见章太炎生活困窘,临走之际,将两千元大洋的钱票折成小方块,悄悄藏在喝过的茶碗底下。既接济了章大师,又保全了他作为文人的面子。自此,章太炎与杜月笙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手书李商隐的诗送给杜:平生风义兼师友。
杜月笙,大义大节不亏。
1949年的杜月笙
跺跺脚地皮都要抖一抖的江湖教父,1949年仓惶辞庙,带着一家老小和手下坐轮船离开上海,逃到香港。做了两年贫病交困的寓公后,抑郁而终。而当时为父亲管家、为父亲养老的,就是这个大女儿杜美如。
“为什么杜月笙最终没能回到大陆?”我问。
“我父亲当时的情况是:不愿去台湾,不敢回大陆。”杜美如打开了话匣子——
1927年,杜月笙的青洪帮帮助蒋介石参与了“四•一二”政变,上海解放后,他很害怕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因此逃到了香港。
尽管杜月笙在上海是枭雄,但是在香港却没有资产,连所谓的“杜公馆”都是别人半借半送的。当时是杜美如管全家的账,杜家捉襟见肘的情景 ,她至今记忆犹新。
何去何从?去台湾吗?杜月笙对国民党政权已经失去信心。抗战时他曾倾囊资助蒋介石打日本,杜美如还记得:父亲有一次让她母亲姚玉兰拿出总共400多克拉的钻石变卖成现金,资助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抗日人士。
上海另一帮会大佬、杜月笙的结拜兄弟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准备出任伪浙江省省长,被暗杀,也是杜月笙默许甚至策划的。一头是民族大义,一头是义结金兰,杜月笙选择了前者。
但后来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让杜月笙很失望,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曾愤愤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
杜月笙的后代,中间黑衣者为杜美如母亲姚玉兰
在香港,杜月笙想带全家移民去法国。他很讲江湖义气,不愿丢开忠心耿耿的手下,也不愿丢下在抗战中牺牲的兄弟们的遗属。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费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杜月笙当时所有积蓄只有10万美元,只好放弃移居法国的念头。
从此,杜月笙更加心灰意冷,意气消沉,抗战时四处奔波患下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总要杜美如在床头举着氧气瓶让他吸氧。
杜月笙病情渐重,蒋介石力邀杜家一家去台湾,周恩来总理也托人捎话,请他回大陆。杜美如记得:有一天,家中来了“共产党方面的两个人”。
双方都在游说杜月笙,都在争夺杜月笙。世故圆滑的杜月笙也有着自己的算盘:两头都不得罪。于是托香港《新闻报》一位姓钱的总编代笔,给大陆和台湾那边各自回了信,信中都表达了归顺之意。
杜美如清楚地记得:那天她正在客厅照料病重的父亲,父亲的好朋友杨管北慌慌张张跑到杜公馆说:“老杜老杜,出事了!出事了!”
杜美如(左1)与母亲姚玉兰(前坐者)、孟小冬(后中)弟弟杜维善
原来那位钱先生那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待杜月笙把信件过目后,钱先生醉醺醺地套错了信封!
蒋介石看信后很生气。大陆这边,也可想而知。
“这下子完了!两头不是人了。”杜美如说。
就这样,身处人生绝境的杜月笙很快撒手西归。去世之前,他让手下把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东西拿出来,那是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巨额欠条,他拖着病体,当着家人面,一张张地烧掉。
杜美如非常不解,父亲告诉守在床边的后人:“我不想你们的余生在追债中度过,我不想让你们在我死后打官司。”这,就是杜月笙。
杜美如说:“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也是杜月笙。
杜月笙去世后,孤儿寡母靠变卖财产在香港又度过了三年,后来应宋美龄之邀,全家去了台湾。在台湾,宋美龄对这一家关照有加。杜美如结婚时,宋美龄还送了一套床品作贺礼。
在台湾的舞会上,杜美如认识了相伴至今的伴侣:蒯松茂,一名专飞歼击机的“国军”王牌飞行员。
1955年蒯松茂在台湾飞歼击机(杜美如提供)
蒯先生现在虽已八十好几,依然腰板挺直,思维敏捷,军人气质犹存。他的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店埠,抗战时与家人一起颠沛流离,逃难到大后方的四川,13岁进了国民政府在成都灌县开办的空军幼童学校。
他对我介绍说:“我姓蒯,你们大陆文革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叫蒯大富,我就是这个姓。”
我笑说:没想到您对“共军”的历史还挺熟啊!
蒯先生说:“我跟共军打过交道啊。我当初从军,是为打日本的,没想到航校还没毕业,抗战就结束了,紧接着又爆发了内战。”
蒯先生后来随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驻防在嘉义,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爆发,他就开着战斗机参加过著名的“金门炮战”。
“我的前半生的记忆是悲惨的:国家动荡不定,我们也跟着吃苦,当时尽管我是空军飞行员,称得上是天之骄子了,但照样吃过盐水泡饭,那时几乎每天都有日本人的轰炸,后来又是内战。”
想了想,他加上一句:“我们国民党,吃的苦头,不比共产党长征时吃的苦头少啊!”
杜美如夫妇在上海浦东杜家祠堂
离开大陆56年后,蒯先生才带着安徽媳妇杜美如于2005年回到故乡安徽扫墓。解放后他的老母亲随着另一个儿子流落到安徽枞阳生活,后半生饱受思念和惊吓。自从1949年骨肉分别,老人家至死就再也没有见过海峡那一头的儿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蒯先生离家时,还是英俊少年,回乡时,已是古稀之年,慈母已成一坯黄土!他与母亲已天人永隔。在枞阳城郊的荒山上,他跪在母亲草萋萋的坟头,烧纸,痛哭!
年少时,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杜美如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太太,也在这从未谋面的婆婆的坟前下跪,磕头……在场的亲人们,无不相拥流泪,连我这个陪同他们前去扫墓的唯一的外人,也忍不住泪珠滚滚。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而现在,一湾海峡已不再是乡愁的阻碍,可杜美如夫妇的心,依然不知分成多少头:一头在台湾,一头在美国,一头在约旦,一头在大陆——
杜美如与上海老乡、新华社记者顾正龙在中国驻约旦使馆国庆招待会
老大蒯文鹏在美国和约旦之间往返,继承和打理杜美如夫妇开在约旦的中国餐馆,两个孙子都在美国娶了白人姑娘。有时杜美如打电话过去,孙子接了电话后会马上交给父亲:“ Daddy(爹地),你母亲的电话!”老两口委婉地提醒过,可是,似乎没有多大用。
杜美如夫妇唯一的女儿文琦嫁了阿拉伯裔工程师,移民美国,生了两个混血女儿,大外孙女去年也嫁了老外。
小儿子文瑞,毕业于美国名校,曾被加拿大北电公司派驻至北京,现在台湾工作。他能说汉语,至于汉字,文瑞自己坦言:卫生间的“男”“女”两个字能认识,不会搞错,但“小区入口”读成“小区人口”这类搞笑事经常发生。我把这篇文章的草稿发给他看,他无奈地说:“文字太深,我不大看得懂。”
杜美如全家福(摄于1992年)左4为杜美如,右1为蒯松茂
杜美如自己的十个兄弟姐妹,也散居在全球各地,彼此之间来往不多。
杜美如忧伤地向我叹息:“唉!我这些儿孙,跟蒋总统的后人一样,都是杂种了!”
只是过年时,杜家的后人们还要执传统之礼向父母磕头。也许只有这时候,血浓于水的亲情才让后人们记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人。
从上海滩一代枭雄,到儿孙散枝落叶全世界、后代如同小联合国,不过几十年时光。杜家后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祖辈的光环在慢慢褪去。身在台湾的杜美如老两口念念不忘还要再去浦东看杜家祠堂,再去北京逛琉璃厂,再到老舍茶馆听京戏……但八千里路云和月,越来越走不动了。
大江大海,时光苍茫,一部家族史,也是大时代变迁的一部家国史。
杜美如(左)与作者在一起(陶胜摄)
(作者.操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