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大运河时空》连续发表了河北省深州市与深泽县、晋州市与宁晋县2对名字里含有相同字地方的来龙去脉,有网友在文章底部留言,让再介绍一下河北省衡水市的武强县、武邑县2县中的“武”字有何来历。

经笔者研究发现,如果研究这个“武”字,不仅仅需要研究这两个县,还需要把视角放到更大的一个空间范围,比如山东省西部的德州市武城县,以及沧州市河间市和肃宁县,都需要考虑在内,才能更好的把这些地方中的“武”字来源交待清楚。



文中所涉及的4个地方

一、地方志书中记载的各地地名源头

1、武强县

清康熙《武强县志》沿革记载:

武强,古武遂也,春秋为晋邑,后属燕,赵李牧伐燕,取武遂,因属赵。汉为武遂县,晋初析置武强县,元魏属武邑郡,皇始中徙武邑郡治武强,北齐天宝七年省郡移县于今治,武遂县省入武强县。

又,“山川”记载:

武强山,一名弓形山,晋名县,取此,今沦没。

很明确,武强县名来自于县内已经“沦没”的“武强山”,不过考虑武强县是“古武遂”,北齐又把设于汉朝的武遂县并入,“武强山”与“武遂”是否有关系,应该值得考虑。



清《畿辅通志》中的武强县图

2、武邑县

清同治《武邑县志》“方舆志”:

州县旧志第言武邑古观津地,按《路史》:“实夏时武罗之国”,春秋属晋东阳地,战国属赵,孝成王封乐毅于观津,在今治东南二十五里,所谓观津故城也。置县自汉始,其后郡县分合,历代更隶,而武邑之名二千余年未改。

按照旧志的记载,“武邑”的来源,应该是得自于夏时的“武罗国”。



清《畿辅通志》中的武邑县图

3、武城县

清道光《武城县志续编》“沿革”、民国《武城县乡土志略》的“本境建置沿革表”均载:

夏,后启封子武于此,后因名武城。汉置东武城县,晋去东字,为武城县。

但是在明朝的嘉靖《武城县志》“疆域志”却说:

武城为东郡要区,实古赵地,平广旷阔,四无山阜,东比强齐,刚饬武备,邑之得名,盖本于此。

清顺治《武城县志》也说:“武城县,春秋名武城”



民国武城县地图

武城县的来历,在明、清的《武城县志》有着不同的记载,明朝说是战国时的赵国为了防备齐国而建立的武备之城,清朝顺治也记载武城一名来源于春秋时期,但是清朝和民国却是说来自于夏朝“后启封子武于此”而得名,那么究竟哪个才对呢?在后文中可找到答案。

4、河间市、肃宁县

今天的河间市和肃宁县的范围内曾有一个消失于隋唐的武垣县,清康熙《河间府志》记载武垣县设于秦朝。



武垣故城位于肃宁县城东南

这几个以“武”为名的地方,从北到南分别是武垣(河间、肃宁)、武强、武邑、武城,分别相距30——60公里之间,而最初设县的时间除了武垣县置于秦朝之外,其他均置于汉、汉初,均是2000多年的古县,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二、武罗国、古武遂、夏后启封子武等记载是否属实,可能性有多大?

除了武邑县与“武罗国”的关系在南宋罗泌所撰的杂史《路史》里找到之外,武强县与古武遂的关系仅见于《武强县志》,武城县与“夏后启封子武”的关系则干脆没有找到。

即便是在《路史·国名纪·巳卷二·夏世侯伯》能够找到武邑县与“武罗国”的关系,但是这个记载也是有争议,仅是在说“武”国,而“武罗”是对“武”国的备注和解释:

武,武罗,世本云夏武罗国,冀,都之武邑。一云卫北境武父,陈留有武父城。



《路史》中有关武蜀国的记载

大意是,“武国”,也就是“武罗”,《世本》说夏武罗国,是在冀州,都城在武邑。另一说是卫国北境的武父城,陈留县有武父城。

可见,武罗国也并非肯定是在武邑,还有可能在河南开封附近。此外,《路史》一书本身是杂史,取材繁博庞杂,是神话历史集成作品,一些学者认为其记载不足为据,存在庞杂之讥。

“夏后启封子武”一事也应该是子虚乌有凭空想象而来。“夏后启”是大禹的儿子,夏朝第二代君主,本名姒启,也称夏启、夏王启,他共有5个儿子,长子是继承了王位并且造成有名的“太康失国”事件的姒太康,而其他4个儿子并无“姒武”这个人,不过其第五子名“武观”,和《武城县志》的记载相似,怀疑所说的“武”即对“姒武观”的错记。



夏启与他的5个儿子



春秋地图上的2处“西河”

关于“武观”其人,在《竹书纪年》里有简单记载,他在姒启十一年被放逐到“西河”,于十五年发动叛乱,后被平定。“西河”,一般认为是在山西南部或陕西韩城一带,或者在河南的内黄,这些地方都距离山东武城县较远。姒武观是因叛乱而获罪,并且在平叛之后的第二年,姒启的统治就已经结束,不可能再把姒武观重新分封出去。因此,武城县因“夏后启封子武于此”的说法显然是靠不住的。就连清道光《武城县志续编》也对此有疑惑:“旧志,夏后启封子武于此,通志亦云,今查州志前谓夏禹七代孙芸封公子武于此,疑必有所本也。”旧志说夏后启的子武,又有夏禹七代孙芸封公子武,这些记载哪个是真的实在是弄不清了,不过既然有记载了,大概、也许、或者、可能有所依据和来源吧。

三、在文中所涉及一带,夏朝时不可能有国家,甚至连大点的部落也没有可能

其实,不管是古武罗国,还是古武遂,乃至夏后启与夏禹七代孙芸,这些说是夏朝的古国、古事,是不可能出现在河间、肃宁、武强、武邑、武城一带的!



文中所说的一带,在夏朝及之前遗址考古地图上是一片空白

在夏朝的时候,在这里是不可能出现有着较强影响力的国家的,甚至稍大一些的部落也不太有可能。因为在当时,这一带就是《禹贡·导河》中所说的“……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之中黄河入海之前有着众多支流、叉流的“九河”之地,如同现在亚马逊河、恒河的入海口一样,河道众多并且变化频繁,偶有陆地也随之消失于洪波之中,不能说是人迹罕至,最起码大型甚至小一点的聚落都难以形成。



“九河”之地应该有的模样,不太适宜形成聚落

这一状况直到战国时期才有所改变,因为各诸侯国纷纷筑起了河堤,把河道约束起来,才促进了这一带城邑及聚落的发展。《汉书》提到汉代贾让说“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对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他的《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一文中说道:“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线为限,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间绝无遗址。”

四、这一系列以“武”为名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来历——赵国!

为了表现权威或者统一性,对这4个以“武”为名地方,不以各地地方志为准,而看在《史记》与《资治通鉴》中的记载:

武垣

《史记·赵世家》:孝成王七年(前259年),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

武强

《资治通鉴·秦纪一》:赵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方城。

武邑

《资治通鉴·周纪四》:赵(孝成)王封乐毅于观津,尊宠之,以警动于燕、齐。

武城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於东武城。

在这些记载中,大家会发现这些地方均与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有关系。其中武垣县本属燕国,不知何时归属的赵国,但是在赵孝成王七年,武垣令又带领燕国民众重新叛归燕国,这也和武垣县在这4个地方中位于最北、距离燕国最近、受燕国影响最大有关系。不过另外3地,应该一直留在赵国,其中武邑、武城还成为乐毅、平原君赵胜的封地。



战国时期的赵、齐、燕交界之处

就像明嘉靖《武城县志》中记载武城县来历那样:“东比强齐,刚饬武备”“晋因备齐始城焉”,这4个地方地处赵、齐、燕3国交界,是赵国用来防备齐、燕2个的战略前沿,这在以武立国、以武强国的赵国,在这样的特殊位置,突出一个“武”字,所设之城以都“武”为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国攻齐就是以这一带为基地的

赵亡于秦,而秦又无正史记述其地理,秦朝置县信息缺失,古代修撰全国志书、地方志书时往往会依据《汉书·地理志》,但它又仅反映出西汉末年的置县情况,这也就造成今天咱们看到的大量汉初、汉高、汉朝等时期置县记载,其实很多地方置县时间要早于汉朝甚至秦朝,因为战国时期就有灭敌国、取敌城之后封给贵族或者士大夫为邑的做法,这些邑或在战国末期,或者在秦国取得另外六国之地后就设为县,实行了“郡县制”管辖,像观津、东武城就是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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