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原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下辖9个军，编为第三、第四和第五兵团。
其中，第三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他的资历在二野众将中不算太突出，不过打仗厉害，战功卓著，而且与上下级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颇受刘邓首长的青睐。陈锡联的综合能力非常强，他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师政委，抗战爆发后转为军事主官，属于典型的军政双全的代表，因此担任兵团司令员也是实至名归。值得一提的是，陈锡联担任兵团司令员的时候仅有34岁，比杨成武还要小一岁，是解放军最年轻的一位兵团司令员。
第四兵团司令员是陈赓，这个无需任何质疑，1922年的老党员，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干部团团长，抗战劲旅386旅旅长，随便一个标签亮出来，都能秒大多数人。论资历、论能力、论战功，论威望，陈赓都是兵团司令员的不二人选。况且，陈赓在1947年8月就担任了陈谢兵团司令员，这个经历也是二野其他将领不能比的。
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是杨勇，他的资历跟陈锡联相仿，红军时期担任过军事干部，也担任过政工干部，属于军政双全的类型，最高职务是师政委，抗战爆发后一直担任军事主官，综合能力也很强。
关于对杨勇的任命，在二野内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准确地说，有人对杨勇担任第五兵团司令员不太服气。而对他不太服气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战将王近山。
王近山当时被任命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资历和战功并不比杨勇差，凭什么他能当正的，而自己只能当个副的？
因此，王近山直接找到邓政委，丝毫不隐藏自己的不满情绪，说道：“凭什么杨勇能当第五兵团司令员？”
邓政委略加思索后，对王近山说：“近山呐，杨勇除了打仗不如你，其他方面都比你强！”
那么，王近山和杨勇这两位猛将，到底谁更厉害一些呢？
王近山和杨勇年纪相仿，杨勇生于1913年，他比王近山要大两岁。王近山参加革命是1930年，而杨勇要比王近山早三年，他1927年便跟着浏阳农军攻打长沙。
红军时期，王近山的最高职务是红10师师长，而杨勇的最高职务是红1师政委，而且两人升任正师级都是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可以说，红军时期，两个人不相上下。
抗战时期，两人的起步都是副团级长。但是，总的来说，王近山的战绩更为显赫，两次七亘村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以及歼灭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的韩略村伏击战，这些抗战时期的经典战斗，通通都有王近山的身影。
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又率领6纵血战大杨湖，全歼整三师，在定陶战役中立下头功。而后又在襄樊战役中，采用“撇山攻城，猛虎掏心”的战术，不到两天攻克襄阳，被朱老总称赞为“小型模范战役”。连邓政委晚年都曾说：“二野的硬仗多是王疯子打的。”
不过，杨勇也非泛泛之辈，他在鲁西南战役率1纵一举攻克郓城，开创了1个纵队独自攻克一座县城和和全歼敌军1个师又2个旅的先例。在淮海战役中，杨勇又率1纵在涡河阻击黄维兵团一天一夜，为中野主力包围黄维争取了最关键的时间。
资历方面，杨勇稍胜，但是就战绩而言，杨勇要稍逊色于王近山。
指挥作战方面，两人各自有不同的风格。杨勇作战谨慎小心，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王近山则是胆大心细。不过，就拿后面的抗美援朝来说，杨勇的大兵团指挥作战水平比起王近山要高出一些。
此外，杨勇个性温和，综合能力要更强，他军政双全，红军时期曾长期担任政工干部。作为部队的军事主官，不仅要会打军事仗，更要懂得打政治仗。
王近山则是性格刚烈，骁勇善战，打起仗来不要命，有“王疯子”之称。这种个性过于鲜明的将领，往往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偶尔会意气用事，大局观上不是很强。
还有一点，杨勇出身红一方面军，他的五兵团下辖第16军、第17军和18军。而二野的前身是八路军129师，红四方面军的老底子，以原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占多数。不过，第五兵团是个例外。其中，第16军是第五兵团的骨干部队，前身为大名鼎鼎的“杨苏纵队”，这支部队的血脉最早可追溯到红1军团所属的“模范红5团”，以及红3军团所属红4师12团，妥妥地中央红军的老底子，可谓根正苗红。而第17军和第18军的前身部队多数成立较晚，军长分别由王秉璋和张国华担任，两人都是来自红一方面军。因此，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政委由红一方面军出身的杨勇、苏振华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邓政委说“王近山除了打仗外，其他方面都比不过杨勇”，这句话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作为一个兵团司令员，不仅要打仗厉害，更要兼顾到方方面面，从全局出发。因此，二野当年选择了综合能力更强的杨勇担任第五兵团司令员，而王近山则担任了第三兵团副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