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公安部接收了由中央办公厅转递的一份毛主席亲笔签署的指令：需立即全面查清古柏同志牺牲的详细经过，并从重惩处凶手。
因这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文件，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极为重视。缘由是毛主席已有较长时间未曾亲自签发这类命令了。
在仔细查阅档案资料后，罗瑞卿才发觉毛主席指令中的“古柏同志”身份极为特殊。他曾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秘书，属于毛主席极为信任的秘书人员之一。但令人悲痛的是，他在 1935 年神秘遇害，且凶手一直潜逃在外。如今毛主席亲自下令彻查这宗尘封二十多年的旧案，充分显示出毛主席对该案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关心，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历史悬案有望水落石出，真相即将被揭开。
古柏1906年生于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就对地主恶霸充满憎恨，深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古柏被父母寄养在外公梅洪馨的家中。古柏从小不仅乖巧，而且还很聪明，外公也很喜欢这个小外孙，在他长大后，就将其送到县城的一所新式学堂读书。
14岁时，古柏又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到梅县的广益中学就读，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古柏在这里大大增长了见识，受五四运动文化的影响，古柏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以及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古柏也利用这个机会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并在他们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踏上革命之路，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物。
在放暑假时，古柏回乡到基层农村宣传革命思想，当地一位颇有文化的老者见他如此“卖力”便劝说：“孩子，自古以来，每一个政党在刚建立的时候，都要牺牲不少人，这样才能实现所谓的主义，难道你真的想成为共产党的铺路石吗？”
古柏能理解这位老者说的话，但他坚定地说：“我愿意，如果没有人来铺路，怎么会有后面的康庄大道。”
从短短的几句交谈中，足可见年纪轻轻的古柏，已抱定参加革命的决心。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地破坏，但这并不影响共产党人革命到底的决心，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上级党组织认为寻乌位于福建、广东、江西三地的交界地区，交通不便，反动派一直无法有效地管理这一个地区，可以利用这个特点，发展和保存一股革命力量。
想要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最合适的人选当属熟悉寻乌的党员；随后，上级命令古柏、刘维铲、刘维锷等寻乌党员秘密回乡，并成立了党支部，古柏担任支部委员。
同时，为了伪装身份，古柏在县城附近创建了一所中学，很多共产党都到学校任教，不仅可以隐藏身份，还可以借此机会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发展新的党员。
古柏的掩护工作做得很到位，在寻乌的多个乡镇都开设了分校，巧妙地将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分散在寻乌的各地，培养了一大批的骨干，为后续的“寻乌暴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进入1928年后，上级党组织认为寻乌发动暴动的时机已到，命令寻乌党支部做好一切准备，并将暴动的时间定在3月25日。
为统一领导暴动队伍，在古柏的建议下，成立了总指挥部，由刘维铲担任总指挥，古柏等人担任副总指挥。
3月25日，随着一声令下，拉开了寻乌暴动的序幕，6路队伍同时开始行动，很快就取得暴动的胜利；古柏在庆祝大会上高兴地说：“这次胜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得继续战斗下去，解放全中国。”
寻乌暴动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当局，随后便调集大军反扑寻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古柏等人率起义武装退出寻乌县城，化整为零，根据上级的安排，古柏来到梅县工作。
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家乡，联络寻乌暴动的同志，恢复了已停止工作的农协，带着底层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并组建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游击队，利用阳天嶂大山的天然屏障，与反动派作斗争。
1929年，朱毛红军来到了寻乌县境内的葛蒲圩，古柏得到消息后，下山迎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这是古柏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汇报完寻乌的革命情况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古柏的工作，为加强游击队的力量，毛泽东从红四军抽出部分同志以及枪支弹药留在寻乌，帮助古柏发展游击队。
随后，古柏将游击队与红四军留下的同志合编成红军21纵队；队伍壮大后，给寻乌附近的地主恶霸带来很大的威胁，他们联合反动派正规军，反复围剿21纵队。
好在古柏在寻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利用秘密交通站监视敌人的行动，只要敌军来围剿，古柏就带领游击队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