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孤军深入的西路军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西路军的惨败与张国焘有着直接关系，首先他的军阀主义倾向加剧了红军内部矛盾，严重影响了红军的团结和作战能力；其次是他在宁夏战役和甘南战役的错误决策；第三则是他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最后则是他在西路军组建的过程中的并未及时参与，使西路军在日后的作战过程中缺乏有效指挥。
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回延安后，红军上下都感到十分痛心，也就此掀起了批判张国焘的浪潮。虽然中央明确指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并非张国焘私人所有，应将张国焘的错误和其他指战员区分开来。但随着批判的白热化，还是有人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划等号，红四方面军的战士更是成为了“低人一等”的存在。许世友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人，自然感到非常愤怒，但他为了大局，还是全力压制自己的怒火。
然而，就在一次批判会上，又有人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无差别攻击。脾气火爆的许世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不顾陈赓大将的劝阻，当着众人的面激情发言。由于许世友在发言中提到张国焘刚到鄂豫皖苏区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不应该全盘否定张国焘的功劳，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被批的体无完肤，甚至被称为“张国焘的孝子贤孙”。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一代名将许世友当场气得吐血被送往医院。
就在许世友住院期间，延安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黄克恭枪击案”。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中央决定收缴所有人的枪支。此时的许世友本就心中有怨，再加上他将枪视为“命根子”，当场就表示了拒绝。许世友的这一举动自然成为了有心之人把柄，他们上纲上线，以这件事为许世友反中央的证据肆意攻击许世友，还牵连了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看着昔日的战友个个愁眉苦脸，许世友决定带着他们回老家四川打游击。
许世友的想法得到了30多位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他们经过商讨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但就在他们行动的当天，曾任红四方面军军政委的王建安意识他们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就向上级做了汇报。毛主席得知后，为了防止产生更坏的结果就下令将这些人全部控制起来。因此，许世友等人还未走出延安城，就被保卫处的工作人员抓了起来。
许世友作为主犯，被五花大绑关在一间破旧的牢房。屋子里除了一张冰冷的石炕和一个臭气熏天的马桶外，什么都没有，一日三餐也只有清凌凌的稀饭和黑乎乎的窝窝头。面对一连串的打击，许世友的情绪很快就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不但帮许世友搬来了两捆麦草铺石炕御寒，还趁人不备偷偷给许世友拿来了烧鸡和酒，此人正是负责看守许世友的警卫排长邓述金。
邓述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听过许世友的故事，知道许世友在土地革命时期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非常敬佩。邓述金雪中送炭的行为让许世友非常感激，他将这个名字深深的记在了心里。没多久，许世友就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
幸好毛主席及时得知消息，毛主席认为许世友对党和红军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在许世友的枪决报告上批注了“不同意”三个字，许世友也才逃过一劫。在毛主席的帮助下，许世友很快就重返战场，与邓述金就此分别。直到十几年后，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许世友参加了国防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接风晚宴，才再次见到邓述金。
也是这时许世友才知道邓述金早已改名为邓岳，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八路军主力奔赴了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军分区参谋长，副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邓述金又北上东北，还当上了师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同样去了朝鲜，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
这次之后，许世友与邓述金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二人也发展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1955年，二人一起参加了解放军的首次授衔，许世友被授予上将军衔，邓述金被授予少将军衔。到了60年代，邓述金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在邓述金因为胃癌住院，许世友经常到医院探望，几乎每次都会说上一句：“你小邓是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