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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魏晋，不少人可能会想到浪漫的“魏晋之风”，这股乱世中的“清流”向来颇具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洒脱的态度，虽然荒唐但是美好；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小部分文人骚客的孤芳自赏，本质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不值得在今天提倡。要想深入分析这种风气，不妨从魏晋时期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团体入手，看看它究竟“浪漫”在哪。
“三曹”——时代的开辟者
分析一种社会风气，自然要从它的源头开始，而魏晋之风的源头自然就是曹魏的缔造者——曹操了。
准确地说，应该是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统称为“三曹”。
曹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奇才了。他不仅政治、军事能力一流，同样也颇有文采。
曹操的诗大多都用词朴实，大气磅礴，在当时比起曹丕和曹植的都可以说更加的“大众化”一些。或许正是他的这些当时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能看得懂的诗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于诗歌创作的热情，开辟出了魏晋时期独特的“文艺风”。
当然，像曹操这种类型的诗人毕竟是少数，千百年来也就一两个。古代绝大多数的文人都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因此也很难写出曹操那样朴素又厚重的诗句。
曹操开创了魏晋之风，而它的形状则主要是曹丕和曹植塑造的。
曹丕和曹植都喜欢用些华丽的辞藻，描写细腻的情感。这也成了后来魏晋文人们最喜欢使用的诗文风格。
至于他们的不同之处，主要是曹丕的诗比起曹植更加“规矩”。他的不少诗词都是严格按照乐府的格式来填，尽管没什么新意，但他确实能在固定的格式内，将语言韵律的优美发挥到极致，也成了魏晋文人水平的参照物之一。
至于曹植，他的诗就比父兄的更加开放、不羁得多了。他不仅善于运用原本的格式，而且还能大胆创新。在他之前，五言诗还并不流行，经过他的大力创作之后，五言诗开始风靡诗坛，最后在唐朝达到了顶峰。
可以说，曹植是三曹中文学造诣最高的一个。他的诗辞藻华丽，情感丰富，同时还融进了一些父亲的豪迈，把各种风格都用得炉火纯青，是魏晋不少文人墨客的标杆。
这三种特点也正好对应了他们各自的身份特征。打天下的曹操雄浑磅礴，坐天下的曹丕循规蹈矩，而一直被困笼中的曹植则不甘于被压迫，用令人耳目一新的诗句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情感。
“建安七子”——风骨的代言人
连国家领导人都带头吟诗作赋，底下的大小文人自然不会闲着。魏晋之风中，出现了不少文人中的佼佼者。
不过这阵风气虽盛，但也不完全是一成不变的。在魏晋的前期和后期，出现的文艺风格其实有着很大的改变。
前期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汉末魏初的“建安七子”了。
严格来说，“建安”是汉献帝时的年号，当时皇位在形式上还是属于刘家的。不过大权早已落入曹操手中，因此社会风气也是提早进入了大魏的时代。
“建安七子”就是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七个最有名的文人，而他们的思想也是更具有对当时主流思想的代表性。
此时的中华大地正笼罩在一片战火硝烟中，刀兵、饥荒、瘟疫折磨着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的时代中，不少的传统儒生都对世间的道德沦落而感到迷惘和痛心疾首。但这些人又没几个像曹操一样有实力去改变现状，于是只能将自己对世间现状的无奈和理想抱负都浓缩在诗句和文章中。
也就在这时，诞生了“风骨”这一形容词，主要用来形容文章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强调文学艺术对观者的感染力。可以说，我国的“正统文学”在这个时期被提升了一个台阶。
而“建安七子”正是将“风骨”展现得最好的七个人，他们分别是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孔融、陈琳、刘桢。
乱世之中，普通民众的悲惨生活已经无法视而不见，生活的痛苦随时可能将一个良家子逼成为非作歹的兵痞流寇。建安七子的诗歌和文章也更多地对准这些最弱小的普通老百姓，将他们的苦难生动地展现给上层的统治阶级，用这种颇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取得更多的支持，以期能够让社会得到改善。
必须说的是，比起曹操这样的实力派，建安七子的政治军事能力都要弱得多，因此总体而言他们也比较识时务，在政治立场上比较“随大流”。陈琳在袁绍手下时写檄文大骂曹操，一到曹操手下便老实起来，可以说是个“典范”了。
然而这七子中就有一个另类——孔融。小时了了的他长大了似乎确实“未必佳”，尽管有着一手好文才，但在地方当刺史时政绩和战绩都很一般，最后不得不投靠曹操控制下的朝廷。
作为名士，如果孔融入朝后就潜身缩首、苟图衣食的话，这辈子大概也会过得比较滋润。然而作为孔夫子的后裔，他就是有着一口传统封建知识分子的傲气，是非观极其刚直，看到曹操凌驾于皇帝之上自然激起了心中“卫道护法”的本能。在之后曹操做各种决策时，无论合不合理，孔融总爱唱些反调。最终曹操忍无可忍，将他满门抄斩。
其他六子或许也像孔融一样有着朴素的封建是非观，但终究还是认得清现实，都选择依附于曹操。尽管有所妥协，但他们想要扶正乾坤的理想从未变过，一生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文章在乱世中维护住那一点微弱的道德和善良。
“竹林七贤”——被误读的浪漫悲歌
有着“建安风骨”的文人们尽力在乱世中维护的道德体系终究没能抵挡得住历史的滚滚洪流，随着司马氏在朝中掌权，统治阶级为了权力而拼得你死我活的丑态完全展露在了世人面前。旧道德体系的崩溃已经由民间蔓延到了庙堂之上，这让那些满怀理想的儒学大夫们几乎精神崩溃。
司马家族非常明白自己的夺权行动已经戳穿了多低的道德底线，讲起道理来他们肯定讲不过那些大儒，于是他们的统治手法也更加的血腥野蛮，对于任何反对派都会毫不留情地镇压。
相比起来，尽管曹操的夺权手段也不太干净，但作为“建安风骨”的开创者之一，曹操有着不少报国安民的实际理想，与司马家那种纯粹的“权力动物”完全不同。为了更有效率地解决社会问题，他广开言路，只要能够提出实际建议又不威胁到他的统治，他都持开放欢迎的态度。
正因如此，朝气蓬勃的“建安风骨”才能在他的统治之下出现。
而司马家族可能没有曹操那么远大的理想，他们几乎所有政治活动的核心逻辑都是为了攫取更高的权力，因此会不惜一切代价打压反对的声音。这就使得朝堂风声鹤唳，文坛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没有政治实力也没有“枪杆子”的文人们，完全无法与当权者抗衡，只能郁郁寡欢，醉情于享乐之中。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怪诞版本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
比起喜欢在作品中展露现实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则更爱研究一些玄乎的东西。毕竟只要统治者看不懂，他们也就相对安全些。
他们纵情于山水，吸食着堪比毒品的“五石散”，在晦涩的作品中想尽办法不留痕迹地塞入讽刺司马家族的内容，让他们的郁闷在虚无缥缈中消散。
尽管处世态度消极，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完全躺平了。七贤中有像阮籍、嵇康那样“非暴力不合作”的坚定反对派，也有山涛那样的投机派，还有王戎这种一门心思求取功名利禄的。这也导致在嵇康因为得罪司马昭的心腹钟会而被害后，这个七人文艺小团体就分崩离析了。
尽管竹林七贤没了，但他们的名望却影响到了几乎整个南北朝。他们“超脱俗世”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成了后来不少文人争相模仿的“时尚单品”。
遗憾的是，这些文人似乎并未看出竹林七贤消极避世的态度背后是因为自己实力不足而无法实现理想的无奈，而只是一味地模仿其表象。最终导致清谈之风盛行，社会痿靡不振，阶级逐渐固化，门阀士族横行，外族祸乱中原，贵族们胸无大志、纵情声色，平民百姓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人类沦为“两脚羊”被食用的悲惨现象。
结语
到如今，依然有人认为魏晋时期“荒唐又美好”，甚至还希望能穿越回去体会那个时代的浪漫。这种想法其实和当年那些文人一样，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殊不知“国家不幸诗家幸”，如果完全忽视了这“浪漫”背后的惨痛现实，就有点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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