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中国正式确定“改革开放”的国策。1979年，设立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如果不是40多年前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不是这40多年来坚定执行这个国策，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局面，我们的生活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美好。
那么，改革开放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中国为什么要推行改革开放？拆开来讲，改革开放究竟是改革了什么？又开放了什么？让我借着对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厅”的游览，为你详细解析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起因、经过和成果。
中国为什么要推行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数千年来都没有大的突破。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的相关研究，认为中国的人均GDP从西汉末期的450美元，到清朝时期的600美元。几千年来的变化并不大。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只有不到200美元，从这个数据来看还不如小农经济时期的古代社会。而同时期的欧美发达国家，还有日本，都已经突破了人均1万美元。
穷则思变。到了70年代末，中国已经走到了不改革就寸步难行的地步了。
1977年，邓小平复出，全面抓经济建设工作，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那篇著名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曾经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可以说，改革开放关系到“生死存亡”，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那么，我们拆开来看，改革究竟是改革了些什么呢？
2、
改革了什么？
最为重要的，是改革了“计划经济”。
新中国建国之后，实行的是从苏联学习而来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所有的生产资料、资源分配、渠道价格都由政府先行计划好，而不是由真正的市场需求来决定。
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有了学习苏联“集体农庄”而设立的“人民公社”，所有人计公分，吃大锅饭。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
1958年8月中央下达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0月份，全国就已经改组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不过激进发展人民公社，并没有实现当时的理想，反而适得其反，大大降低了生产力。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把中国农民的生产力从“大锅饭”里解放出来。
1980年，中央发布了第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给当时提心吊胆搞“包产到户”，和观望不前的人“正本清源”。这个文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包产到户彻底解绑了中国农民的手脚，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可以自己决定种植什么农作物，只要上缴一部分公粮给国家，其他都可以留下。而在2005年还免除了农业税，中国农民告别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
解放农民的生产力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而对于民营企业的“解放”才真正让中国人富裕了起来。
在这之前，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中国人要么当农民种地，要么进国营企业做职工，很少有人可以自己从事商业生产。
1980年12月，浙江温州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自此拉开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序幕。
不过由于民营企业的性质相比“包产到户”更为敏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投机倒把”这类的罪名还经常扣在民营企业主的头上，做点生意要躲躲藏藏。
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期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占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个体、私营经济（包括合资、外资）不到14%。社会上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非常激烈。
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肯定了民营企业也是社会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南巡讲话中就专门提到：“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992年之后，大批原来在体制内的人“下海经商”。冯仑、潘石屹、毛振华、李宁、陈东升、易小迪，朱新礼……这些后来在中国商界响当当的名字，都源于这次契机。
2004年，“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了中国宪法，民营企业进入迅猛发展期。到如今，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用知名的“56789”理论来概括。
“5”就是民营企业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6”就是国内民营企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7”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了70%。“8”就是城镇就业超过80%。“9”就是民营企业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
另一个重要的改革，针对的是商品的价格。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盐一角三分，这样的计划价格维持了28年。
想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种由政府来决定价格而不是市场需求决定价格的政策，肯定是要改革的。
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确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和企业自销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的20%的幅度内，后来又取消了20%的限定。
也就是说，一种商品，可以有两个价格，一个是国家制定的，一个是企业自己制定的。这就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著名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有利有弊，是我们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特殊产物。双轨制催生了一大批“倒爷”，一些有关系门路的人拿到商品，在市场上高价倒卖。
不过既然是过渡产物，那就会在逐步的改革中走向尾声。
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将571种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22种产品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这一时期，价格改革进入快车道，政府定价范围大幅缩减。
到1994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基本取消；粮食、能源、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领域价格进一步理顺。《价格法》于1997年底颁布并于次年5月实施，使价格工作进一步走上法治化轨道。
改革，主要是改革“计划经济”，解放生产力，建立合理的市场经济。
而开放，又是开放了什么呢？
3、
开放了什么？
第一是对外资的开放。
1978年7月，广东东莞县与港商合资开办了太平手袋厂，成为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并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粤字001”，开启了外资投资中国大陆的序幕。
而在此时，“海外关系复杂论”甚嚣尘上，对于外资依然怀着极度警惕的状态。这个时候，又需要有人出来一锤定音了。
1977年10月，邓小平针对“侨务紧箍咒”的“海外关系复杂论”指出，“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这对冲破侨务领域的极左思想禁锢和拨乱反正，为制定和实施侨务政策包括引资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进一步确立了对外开放的目标是“按产业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全国引进外资额实现飞速发展，到2000年引进外资额达到593.6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3702亿美元，连续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第二是对外国市场的开放。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最关键的一步。
中国从此加入到世界贸易公平竞争的游戏当中，拥有了比之前要大得多的市场。
刚加入世贸时，中国是世界第六大出口国，到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经济规模，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三是对国民自由迁徙的开放。
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中国人重新拥有了自由走出国门的权利。在几次“出国潮”的带动下，中国人出国留学、淘金、创业、投资。这些人后来又反哺回中国，许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曾经有过出国淘金的经历。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出国潮风行的地区，许多村镇就是靠着外汇建设起来的。而那些在海外留学回来的，也为中国后来的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不是做对了一件事，而是做对了很多事情，这些做对的事情集中在一起，我们才创造了这繁荣的中国，这奇迹般的发展。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们也正在共同创造新的历史。
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继续做对的事情。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是开历史的倒车，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