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投资潮的反思和提醒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富士山、枫叶‍‍‍‍

笔者上次访日是一年前的2023年11月，相隔一年再度访问日本时，感觉到了去日本投资的热潮。

《日本中的中国》这本书，描绘了从中国成功移民到日本后，在日本建立起“说中文，只和会中文的人打交道”的全新的社会现象。（注：中岛惠，日经BP，2024年9月出版，10月再版。）

也见了几位日本老朋友，他们周边多多少少有些中国人在问去日本买房、投资的可行性。

听得出来，大批资本在准备投资日本，或者已经在投资日本的路上，而已经办完移民手续，在日本买了房，设立企业的中国新移民，今后该能够在日本大干快上，创业兴产，就算不能像在中国那样短期获得泼天的富贵，也能保持殷实，稳定。

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后代，能在日本获得成功的人不少。比如软银创办人孙正义，原来有日本名字“安本正义”，在知道了自己的家族来自朝鲜半岛后，恢复了在半岛时使用的“孙”姓。

笔者在山口县生活过很多年，那里姓“柳井”的人，大都来自朝鲜半岛的“柳”氏家族。山口县就有不少人认为优衣库的柳井正，应该也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后裔。

和朝鲜半岛的移民比，来自大陆的移民，获得软银、优衣库那样成功的人还不多。日本最为重视的是钢铁、石油化工，汽车等基干产业，IT、新零售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国家资本投资的重点，这让软银、优衣库那样的企业有了飞速发展的机会。

孙家、柳家在日本已经繁衍数代，能够融入日本社会，但还保留着一些半岛生活文化特点，与日本社会和而不同，走出了新路。

中国移民日本的历史同样久远，华侨华人在日本也有相关的组织，但目前还没有出现能够超越软银、优衣库那样的企业。买个房置块地，小富即安的人较多，想借助中国制造业特点，在产业方面独树一帜，在日本建功立业，不是这里没有市场，而是因为需要和日本当地的产业资本激烈竞争，中国的投资恐怕斗不过已经有将近两百年历史的日本产业资本。

小富即安，目前也许是个明智的选择。

在大量资本准备投资日本的时候，冷静分析日本产业的特点和中国资本能够进取的范围，也是明智的选择。

日本制造业鲜有外资独资、合资企业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日本读博时，问过导师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经济发展极为迅猛，社会超级稳定，但和英国、德国、法国不同，为什么美国资本、外国资本在战后四十多年时间里，基本上都没有投资日本？

导师有些诧异地看着笔者，反问道：“战后四十年来，日本社会稳定吗？国际环境和平吗？”

在导师的眼里，1945年以后的十年，拆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将日本主要产业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是国际社会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一环。

战后日本社会极度动荡，工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停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1955年以后的十年，欧洲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日本靠近中苏，加上需要面对一个很不稳定的朝鲜半岛，这里绝非投资高地。想发展，日本只能靠引进国外技术。

日本在技术引进时，采用“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的方式，重复引进的现象不多，引进的规模有限，让国外资本看不上日本市场，不愿意到日本投资，甚至不愿意与日本企业合资。

1955年以后的十年，日本在能源方面出现了转换，从以煤为主转为以石油为主。日本并不生产石油，美国等国外资本一定程度进入到了日本，但依旧不看好这里的市场，让日本石化工业有了发展的机遇。

至于1965年以后的日本，由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让亚洲国际环境依旧极不稳定。美欧资本与其投资日本，不如让日本投资越南周边国家和地区，用日本的经济力量实现越南周边的稳定，助力美国在越南的战事。

日本在越战期间获得了输出技术与资本、壮大在日本国内及国外市场的绝好机会。日本钢铁、石油化工业开始成为世界最强势的产业，为后来发展家电、汽车打下了基础。

“1975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美欧的经济发展走完了黄金三十年周期，完全没有了来日本投资产业的资本与技术了。美国对日投资开始以IT、金融为主，但日本本身在IT硬件技术方面不比美国弱，半导体等更是日美竞争的焦点，美国失去了在硬件方面超越日本的能力，开始走软件开发等新路子。在金融方面，日本的银行在规模上不比美国小，要来投资，只留下了股票投资等渠道，而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股市并不繁荣，能投资的金额有限。”我的导师说。

80年代是日本经济泡沫期，产业、金融空前发展，美欧等国的资本在规模上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日本开始大举投资国外，而国外对日本的投资与日本对国外的投资，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美欧国家投资其他国家，也吸收大量的外资来投资本国。日本不同于美欧，这里的市场开放，运行透明，但战后一开始时因为战乱、内乱，也因为国际局势不稳定，而很少能够获得外国投资。

等经济稳定后，日本国内的产业资本已经足够强大，日本经济规模从1968、1969年开始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外国投资不具有改变日本国家进程的力量。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日本因泡沫经济的崩溃，出现了“失落的三十年”现象，经济开始举步不前，用美元计算的经济规模（GDP）在2012年进入鼎盛的6.27万亿美元后，随着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在产业经济方面走“避实就虚”（远离实业，振兴金融）的经济路线，让日本GDP下滑到了他辞职的2020年的5.05万亿美元，此后继承安倍路线的日本政治家，将日本经济规模拉退到了2024年的4.07万亿美元（相关数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国际资本不可能去一个经济规模不断收缩的国家投资，日本愈发失去了吸引国外投资的条件，除了亚马逊、谷歌以外，在日本很少能够看到国外独资或者日本与国外的制造业合资企业。

中国的技术与市场是对日投资的基础

如果我的导师的结论“二战之后日本并非国外企业来投资产业的国家”成立的话，经济上失落的三十年让日本资本对投资本国缺少信心，国外资本就更加难以顾及日本了。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家，中国的制造能力能够向外输出，去国外建厂，但并不适合去日本投资产业。目前中国对日投资基本局限于房地产，产业方面的内容不多。

在不能投资日本基础产业的时候，中国能投资哪些领域，换句话说，中国投资日本的话，优势地位在哪里？这些值得关注。

笔者认为中国在决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知悉自己的强项在哪里。中国是技术大国，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去日本投资时，首先需要明确中国技术特点，今后维持技术优势地位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市场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对比中日现状，可以看到中国技术的诸多特点。

第一，笹（tì）川日中友好基金编撰的《日中关系数据库2024》对比了中日科学技术能力，按购买力平均换算后的金额统计，中日在研发费总额的比较上，在2008年前后开始发生逆转，日本基本停留在20万亿日元（约9500亿人民币）的规模上，而中国早在2018年已经达到48.4万亿日元（约2.3万亿人民币），是日本的2倍以上。2018年以后，中国研发费一直在增加，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字看，2023年为3.3万亿人民币，是日本的3倍以上了。

如果看政府在科技方面投入的预算，中日差别更大。日本基本维持在4.3万亿日元（约2000亿人民币），而中国在2018年已经有26.3万亿日元（约12500亿人民币），是日本的6倍以上，这里不谈中日研发中水电、人员基础工资上的差别，单只从政府预算规模上，日本今后超越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利用中国目前及今后在科研方面的优势地位，在决定出口技术的时候，首先选择日本，不仅去填补日本研发的不足，还借道日本，从这里向世界各国输出中国技术，该是中国投资日本的首选之路。

毕竟随着特朗普再度出任美国总统，对中国技术、产品的进一步打压会是一个确定的内容，中国需要借道日本在科研、技术转让各个层面，建立与世界的联系。

第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企业对自己国家最熟悉，去日本投资生产适合中国、同时也能够出口到世界的产品，该有足够的可行性。

也是看《日中关系数据库2024》中提供的数据，2021年日本对外进出口贸易中的22.8%（383,662亿日元，约18,306亿人民币）来自中国，比第二位的美国（14.1%）要高出8.7%。

日本这些年通过经济安保等政策在打压对华贸易，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表的相关数字看，2022年、23年已经连续两年缩减了对华贸易额，在2022年比2021年减少4.6%的情况下，2023年又比2022年再减少了10.4%，2024年略有增加，但只是在2023年严重缩减的情况出现的微小反弹，与中日经济规模不成比例。即便如此，中国的占比不会退缩到一位数，韩国、澳大利亚等的对日进出口，不能和中国比拟。

中国产业最需要的是半导体制造装备、半导体等电子零部件、光学等检测仪器，这些主要从日本进口。中国市场的最新需求，让相关装备、零部件、仪器能及时呼应中国市场的相关需求，中国企业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与日本企业建立良好的技术沟通、资本合作的话，那么相关领域的日本对华出口、日本技术的提升，将明显加快。

第三，日本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后继乏人，面临歇业的风险。中国企业家和日本企业家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机制，就能解决日本中小企业缺乏经营者的日本问题，同时也能解决中国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技术技能上存在一些不足的中国问题。

在日本媒体上有这样一张图。日本的企业家中有245万人为70岁以上，其中将近一半的企业，120万人后继无人。这些企业大约雇佣了650万人，如果真的没有人来经营相关企业的话，日本将损失22万亿日元（约1万亿人民币）的GDP。

其实这才是中国企业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中国企业家大都还年轻，且有十几年、二十多年的企业经营经验，现在需要开拓国际市场。和日本中小企业建立起信任关系，既能解决日本企业缺少接班人的问题，也能发挥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让日本的技术用在中国及国际市场的开发上。只是中国企业和日本中小企业的交流太少，相关的信息沟通严重不足，两国企业在最能取长补短的领域，还没有很好地合作。